当财富目光聚焦于主动权益类基金时，一种少部分人理解和关注的基金在悄然勃发——公募量化基金。两年内规模增幅高达120%，这是该类基金进入中国10年来，罕见地快速增长。

量化基金为什么此前长期处于低谷，又为什么悄然快速扩张？

九泰基金总经理卢伟忠认为，公募量化虽然前期发展慢，但是正在爆发前夜。主要是因为三方面长期变化，一是政策鼓励，市场定价效率需要提升，二是创新工具催生出新的量化“富矿”，三是AI智能为量化策略“升级”。

卢伟忠预测，长期趋势加持下，公募量化基金的“中频交易”未来将有超预期、稳定持续的超额收益，有望胜过指数增强和ETF，成为机构投资人的“新宠”。

量化策略“深蹲后起跳”

“现在量化投资，尤其对冲策略已经度过了非正常阶段”，卢伟忠说，“公募量化基金正处在爆发前夜，值得机构投资者关注。”

目前，公募量化基金主要有三种，一是主动量化，靠多因子模型量化选股，行业轮动模型量化配置；二是指数增强，即跟踪指数的同时通过一定程度的主动投资超越指数；三是量化对冲，即通过对冲贝塔风险来实现市场中性，获取阿尔法收益。现在，主动量化规模775.4亿元，指数增强1013.8亿元，对冲型629亿元。中国的第一只公募量化基金诞生于2004年，但在此后六年基本处于早期摸索阶段，直到2010股指期货推出，才进入发展正轨，并在2012年迎来第一个发展黄金时期。2016年后，股指期货进入长期深贴水，量化业务的发展面临巨大挑战，截至2018年底，量化公募基金仅263只，总规模仅有1114.4亿元（招商证券数据），占公募总规模近0.8%。对冲成本高启、超额收益不明显、政策收紧等等是主要原因。

但到了2020年底，量化基金增至348只，总规模2418.3亿元（招商证券数据）。贡献最大的细分品种是量化对冲基金，规模业绩双丰收，规模同比增长277%。此前，在2015-2016年因股指期货限仓、新产品停发等，该品种在2017和2018年新发几乎为0。

卢伟忠认为，主要是三方面变化，让量化基金的生长环境“好转”。

首先，政策支持，市场流动性和定价效率提升。以量化对冲策略为例，经过多轮松绑后，2019 年股指期货基本恢复常态化交易，流动性恢复正常，股指期货长期贴水的情况明显缓解，产品审批重开闸，加上稳定的阿尔法超额收益始终存在，绝对收益策略产品的广泛需求，制度红利在恢复，更多产品在路上。

其次，是更多策略“蓝海”诞生。卢伟忠认为，改革后的创业板和科创板，就是一片新蓝海，能催生出更多有效量化策略。比如要求2%有效报价，即买入（卖出）报价超过即时最低卖出（最高买入）申报价格的2%，这对量化策略而言，速度足够快即有优势。

再比如放宽日涨跌幅限制至20%，高波动再加上两市有足够多的股票，更多更广的价格偏离为量化交易提供了更大的空间。此外，两融制度允许特定类型公募基金的持仓股票成为融券来源，创业板指基和ETF快速扩容，大量的券源为股票多空策略带来机会。多因子选股的主动量化和市场中性策略均在创业板的新环境中有了更好的施展机会。

最后，是AI智能为量化策略“升级”。量化策略的第一个发展高峰期是2010年到2014年，正值互联网发展对金融有所加持。卢伟忠认为，随着大数据和人工智能时代到来，金融可能再获加持，量化策略有望迎来第二个飞速发展的阶段。

科学投资拓展管理空间

因为严格的交易限制，近年逐渐为大众熟知的高频交易策略和套利策略等，更多在私募领域发展，2020年也为量化私募带来了6000多亿元的规模，而公募基金往往采取更低频的量化交易策略。

卢伟忠认为，经过快速发展，高频交易已经愈发拥挤，甚至遇到规模瓶颈，超额收益获取难度不断提升，相反量化选股结合中低频交易因为上述新的积极因素出现，开始变得有吸引力。

“互联网巨头的海量数据，融入到量化多因子选股中，把更多高频数据纳入到行业景气度分析和风险预警中，模型就可以抓住一些短期的市场变化趋势，把握行业轮动机会，增强风险监测能力，提升组合收益风险比。”

卢伟忠认为，持续稳定的超额收益能力是量化投资的核心，中频交易需要有强大的数据获取和加工能力，才能提高收益确定性，适合公募基金去开发。从资产配置角度，有稳定超额收益表现的主动量化基金，未来有望替代当前的指数基金和ETF基金，获得机构投资人青睐。

他介绍，目前九泰的量化多因子选股策略，正进行大量的数据优化，已经形成了一些比较有效的模型，管理时间最长的量化公募基金已经有超过五个完整年度的实盘超额收益业绩记录。在中性策略上，随着对冲成本回归到正常水平，依托量化多因子策略，能实现波动小、不论牛熊市都有稳定超额收益的绝对收益。

“从客户资产配置角度来讲，这是一个很有价值的领域。而从国外的实践来看，是一个有望成功的投资策略。目前美国21万亿美元共同基金中有3万亿是量化策略，占比近14%，中国的公募量化基金占比1%左右，量化基金在未来还有广阔的发展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