埃夫特智能装备股份有限公司的主营产品为工业机器人、智能生产线设备及配件，主要用于汽车制造行业，财务数据显示，该公司在过去三年里业绩数据波动非常大，2017年和2018年营业收入同比增幅分别为55.22%和68.01%，而2019年营收同比却下滑了3.49%；同期，2017年和2018年净利润同比增速分别为45.5%和19.15%，但扣非后净利润同比则分别为-53.75%和-36.15%，如此大的业绩数据反差，非常值得关注。

值得关注的还有埃夫特的股东构成。根据招股书披露，埃夫特在2017年6月增资的方式引入专业私募基金公司，其中就包括基石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旗下的信惟基石，2018年12月又向基石资产旗下的马鞍山基石进行定向增发，增发价格为11.7元/股；此后，埃夫特在2019年6月首次发布招股书并申请上市。截止到上市前，基石资产旗下的两只基金合计持有埃夫特股权比例超过20%，仅稍稍等于第一大股东芜湖远宏21.47%的持股比例，但是基石资产并未与芜湖远宏成为一致行动人。

根据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公示的信息，基石资产的实际控制人张维在1996年到2002年期间长期担任大鹏证券投行总部总经理，后又担任大鹏创投总经理至2008年3月。目前代表基石资产作为埃夫特董事的徐伟，此前在2001年到2004年期间也曾任大鹏证券投行部执行董事。

大鹏证券在中国资本市场史上算是典型案例，涉嫌挪用客户巨额保证金并引发债务危机、巨额资金流向不明。2011年12月20日，深圳中院在新闻发布会上宣布大鹏证券破产案审理终结，历时近6年的审结过程最终确认86家债权人债权总额共计43.91亿元，实现普通债权清偿率26.51%，被称为我国证券公司综合治理后的第一宗证券公司破产清算案。

另据公开信息显示，深圳中院在2006年1月24日正式开庭宣告大鹏证券破产还债之前，原大鹏投行已被国信证券整体接收，这一点从埃夫特董事徐伟先生的职业履历中也可得到印证，在卸任了大鹏证券投行部执行董事之后，紧接着入职了国信证券投行部董事总经理。而国信证券正是本次埃夫特IPO的保荐机构。

再来看埃夫特自己的财务数据，根据招股书披露，该公司的产品被划分为机器人整机产品和系统集成两大类别，其中系统集成所占成本较高、占比达80%以上。对于两类产品的细分成本构成，机器人产品招股书披露“直接材料占机器人整机主营业务成本比重最大，超过80%”，以此计算，机器人产品2019年成本中包含的直接材料成本金额大致为1.44亿元；进而意味着，2019年机器人产品成本中包含的非直接材料成本金额不会超过0.36亿元。

但与此同时，招股书披露在2019年埃夫特采购外包服务金额高达2.14亿元，扣除系统集成业务成本中包含的外包成本1.75亿元，尚存在0.39亿元的外包成本，没有体现出来。但是很显然，机器人整机业务成本中非直接材料成本金额总共仅为0.36亿元，再剔除直接人工后，不可能包含0.39亿元的外包成本。针对上述数据矛盾，埃夫特并未接受记者采访。

不仅如此，根据招股书披露，埃夫特2018年向前五大供应商采购金额合计仅为9898.92万元，占采购总额的比重为11.10%，由此计算公司当年的采购总额仅为8.92亿元。但与此同时，埃夫特2018年现金流量表中的“购买商品、接受劳务支付的现金”科目支出金额则高达13.1亿元，相比同年采购总额多出了4亿元以上，但公司的应付款项余额同比不仅没有减少、而且还增加了数千万元。

此外，根据招股书披露，2019年仅系统集成业务成本中包含的直接人工就高达17650.03万元，同时计入到研发费用中的职工薪酬也高达3529.63万元，这还没有算上机器人整机产品中包含的直接人工。仅上述项目对应的人力成本支出就高达2.1亿元以上，这对应着埃夫特的生产人员和技术人员的人力成本。

根据招股书披露的员工岗位构成，2019年末生产人员人数仅为553人，如果对应到17650.03万元直接人工成本，则人均生产人员人力成本将高达30万元/年以上；即便加上技术人员，两类岗位合计不过才1034人，对应到2.1亿元以上的人力成本，人均人力成本也将高达20万元/年以上。而且这还是建立在公司高中及以下学历人员人数多达545人，与生产人员人数基本相当的基础上，这也指向埃夫特的生产人员整体学历并不高，则人均20万元/年以上的薪酬，是否符合正常的劳动力市场薪酬水平，同样是值得质疑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