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评论员 吴林静 刘艳美

人口“零增长”的“敲门声”来了。1月17日，国家统计局披露的数据显示：2021年年末全国人口（包括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和现役军人的人口，不包括居住在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港澳台居民和外籍人员）141260万人，比上年末增加48万人。

0.34‰的自然增长率，意味着中国又向人口零增长迈进一步。

与之相伴，是我国老龄化程度不断加深的趋势。2021年年末，全国60岁及以上人口26736万人，占全国人口的18.9%，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20056万人，占全国的14.2%。这是我国65岁及以上人口占比首次超过14%。相比2020年，这部分老年人的绝对数量增加了992万人，比重提高0.7个百分点。按照国际通行划分标准，我国已全面跨入“深度老龄化”社会。

过去一年，“少子化”“老龄化”的现象并没有更乐观。此外，16~59岁劳动年龄人口也从绝对数量和比重上出现进一步缩减。

从总量上来看，“七普”与“六普”相比，全国劳动年龄人口已经减少了4000多万。从内部结构来看，国家统计局官网公布了16~24岁青年人群的就业情况。这部分青年人，受过良好教育，高校毕业生是其中主力。但梳理2021年逐月数据发现，16~24岁群体的调查失业率一度高至16.2%，最低也有13.1%。

目前看来，我国劳动年龄人口存在以下几个特征：绝对量仍然较大（8.8亿人），但规模在逐步缩小（七普减少4000多万人），整体素质在提高（平均受教育年限提高0.83年），但就业压力不小（存在岗位供需不匹配的结构性矛盾）。透过2021年的数据，这些特征并没有走出明显的乐观趋势。

人口是影响经济发展的重要因素。“48万”的数据一出，人们对人口零增长乃至负增长的担忧，最终导向的是关于经济社会发展基础与动力的深层顾虑。

不过，也不必过于片面强调“人口红利”的作用，紧盯人口的绝对数量，认为生育率低了、老龄化了、劳动力少了，经济就不行了，这种分析未免过于简单粗暴。

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曾撰文指出，2010年以来，人口年龄结构的变化趋势发生了逆转，意味着传统意义上的人口红利迅速消失。如何开启新的、可持续的增长源泉？需要“第二次人口红利”。

催生“第二次人口红利”，不是寄望于生育率回到以往的水平，把第一次人口红利的过程重演一遍。新的人口红利，要从制度来，向改革要。劳动年龄人口要创造价值，需要相匹配的工作岗位，需要适应产业结构调整的方向。人口结构已然变化，要实现从“人口红利”到“改革红利”的转变，关键之一是提高人力资本，投资教育。正如北大国发院院长、博雅特聘教授姚洋所说，共同富裕的核心就是教育公平。

当新冠疫情让全球正在经历的百年未有之大变局愈加复杂，国家的发展越来越依靠技术进步，依靠人才，发展教育、布局长远，推动人口数量红利向质量红利转变，应当成为重要的解题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