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育率下降已注定是长期趋势。
继放开二孩后，三孩生育政策也正式落地。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中国老龄化程度快速提高，而人口出生率持续下降，人口问题再次引起关注。
“允许生和生得起、养得起，这是两回事，大家还有更高的期待。对经济学家来说，老龄化带来的问题也不是通过生几个孩子就可以解决。”
近日，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蔡昉在浦山讲坛上表示，未来10到20年，将是中国老龄化提升速度最快的阶段，要防范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就彻底丧失人口红利。
“经济问题还是要回归到经济领域来解决。”蔡昉认为，社会福利体系越好，生产效率越高，经济才越有保障。
人物介绍：蔡昉
CF40学术委员，现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国家高端智库首席专家、学部委员，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农业与农村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人民银行货币政策委员会委员。主要研究领域包括：中国经济改革和发展、人口经济学、劳动经济学等。著有《破解中国经济发展之谜》《中国经济发展的世界意义》等。
老龄化速度将加快
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截至2020年末，我国总人口为14.1亿人，较2010年的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增加了7205万人，年平均增长率为0.53%。
“总的来说，这次人口普查的数据结果基本符合预期。”蔡昉提到，这次普查结果呈现出两大特点：一是总人口的数量基本没有改变；二是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更加突出，并且还在继续加深。
从65岁人口比重看，我国目前有1.9亿人，占了全部人口的13.5%，这个比例与发达国家相比，低了5.9％，但是比其他的欠发达国家要高出7.5％。作为发展中国家，中国的老龄化程度低于发达国家平均水平，但又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中国也因此将面临“未富先老”的挑战。
“中国的老龄化程度提高速度很快。”但蔡昉提到，“过去的老龄化速度已经很快了，但还不是最快的。今后的十年、二十年，将是中国老龄化提升速度最快的阶段。”
生育率进入陷阱
相比于死亡率、出生率这些常规指标，蔡昉认为，最出人意料的其实是“总和生育率”。
总和生育率指的是一个国家或地区的妇女在育龄期间，每个妇女平均的生育子女数。由于中国是一夫一妻制，因此对中国来说，基本上可以将总和生育率理解成一对夫妻生几个孩子。
“一般来说，2.1是一个替代水平。”蔡昉提到，高于2.1就是高生育率，低于2.1就是低生育率，代表新生人口不足以弥补生育妇女和其伴侣数量。“总和生育率决定了人口从长期看是正增长还是负增长。”
从1992年开始，中国的生育水平就低于2.1，已经进入到低生育水平的阶段。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显示，总和生育率已下降到1.3。
“1.3以下已经进入到了极低生育水平，而且一般认为在这个水平上，生育率进入到了一个陷阱。”蔡昉认为，陷阱的含义就是总和生育率基本上已经没有回升的希望。“但有没有希望，还是事在人为，这也是中央调整生育政策的重要因素。”
警惕晚期人口红利丧失
世界银行根据人均国民总收入水平将所有国家分为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国家。另外，还根据人口红利水平分为前人口红利阶段、早期人口红利阶段、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后人口红利阶段。
“不同的阶段对应着不同的经济增长速度。”蔡昉称，处在前人口红利以及后人口红利阶段的国家，经济增长率都很低，增长速度比较高的都是早期人口红利和晚期人口红利阶段。
蔡昉提到，按照一般定义，中国现在处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如果按这个看，我们还有人口红利，增长速度在全世界看确实还是比较高的。但是我们也有一个担心，有没有可能中国的人口红利会更快地丧失，在还没有成为发达和高收入国家的时候，就丧失了晚期人口红利这个地位，而变成后人口红利。”
目前，中国的人均GDP迈过一万美元门槛，属于中等偏上收入国家，但人口已经趋于零增长，老龄化程度也远远高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蔡昉称，“如果不是仍处在晚期人口红利阶段，中国的增长速度就会降到高收入国家的速度，那样恐怕就麻烦了。”
蔡昉认为，美国的人均GDP大概是中国的4到5倍，如果经济增长速度相同，中国将失去赶超发达国家的机会。“中国最重要的就是避免两个分组错位，不要在中等偏上收入阶段就彻底丧失人口红利。”
三驾马车面临疲弱
主流经济学家的一个重要观点是，经济问题都是快变量，而人口是个慢变量。蔡昉认为，人口的变化其实并不慢。
2010年左右，中国经历了第一个人口转折点，劳动年龄人口（15—59岁）达到峰值并开始负增长，对国内经济的供给侧造成冲击，劳动力开始出现短缺。蔡昉预计，中国将在2025年经历第二个人口转折点，即总人口达到峰值。
“2025年，随着中国的总人口越来越接近峰值和负增长，可能会带来一些新的、我们原本没有预料到的需求侧的冲击。”针对这一问题，蔡昉从“三驾马车”的角度进行了讨论。
从出口需求看，人口越来越少，也意味着人口越来越老，劳动力不足会进一步加剧，工资上涨也会进一步加快。蔡昉认为，“这意味着中国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劳动力成本优势会更快地丧失。”
比较优势丧失，相应的，中国制造业的比重也在下降。数据显示，中国制造业占GDP的比重在过去十几年时间里下降了大约十个百分点。这也是为什么十九大以及十九届五中全会等会议，都特别强调要稳定制造业，稳定实体经济。
从投资需求看，同样也是从2010年第一个转折点后持续下降。“实体经济的竞争力在丧失，制造业的竞争力和比较优势在丧失，那么对基础设施的需求也就不那么强烈了。”蔡昉认为，“基础设施的需求是派生的需求，最原始的需求下降了，派生的投资需求也就放慢了。”
更重要的是消费需求。“人口就是消费者，人口增长消费就增长，人口停滞消费就停滞，人口负增长，如果其他条件不变，消费也就负增长了。”蔡昉提到，老龄化必然遇到的一个明显问题是：老龄化人口越来越多，消费能力越来越弱，消费倾向也越来越低。
防止“未富先老”演化成“未富先滞”
三驾马车中的出口、投资、消费随着人口老龄化逐渐下降，意味着需求侧遭到制约。蔡昉认为，从发达国家的经验看，这对经济增长影响的结果是，未富先老这一特征将会持续很长一段时间。
另外，根据发达国家经验，过高的老龄化程度将会导致社会经济出现“三低两高”的长期停滞状态，即低通货膨胀、低长期利率、低经济增长、高龄化和高负债。
因此，蔡昉提出，对中国来说，我们先是遭遇了未富先老的重大挑战，那有没有可能这个“未富先老”会进一步演化成“未富先滞”，造成经济长期停滞？
今年两会期间，提出了两个重要目标，一是中国在2025年前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即人均GDP超过12700美元；二是2035年基本实现现代化的时候，中国要进入中等发达国家行列。
蔡昉称，要达成这两大目标，中国的经济总量应该在2030年左右超过美国。“决定经济增长速度的根本，受劳动力增长与人口红利的影响。中国的总和生育率低于美国，再加上没有移民政策，人口增长也因此低于美国，这是一个不利条件。”
在人口越来越趋于负增长、需求侧的制约越来越成为主要因素、三驾马车疲弱的背景之下，蔡昉提出，中国应该从供需两侧寻求政策发力点，防止出现“未富先滞”等一系列问题。
稳定制造业提高生产率
此前，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进一步优化生育政策，实施一对夫妻可以生育三个子女政策及配套支持措施。蔡昉认为，提高生育率仍有空间，人口政策的关键点不是允许生几个，关键是生得起，愿意生。
蔡昉提到，十九届五中全会抓住了“三育成本”的关键切入点，即生育、养育、教育，但生育率下降是长期趋势，即使回升也不可能回升到2.1的水平。蔡昉表示，“人口本身不再能解决经济增长问题，经济问题还是要回归经济领域来解决。”
蔡昉认为，首先是提高生产率。目前中国应对比较优势丧失的一个办法是政府大规模刺激，宽松的货币政策使得企业很容易得到贷款去用机器替代劳动，但是在替代过快的情况下，资本劳动比就会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同时也导致生产力并不能提高，因此这个办法是没有可持续性的。
“劳动生产率最高的是第二产业。”蔡昉提到，现在劳动力转移的方向是从第二产业转向第三产业，意味着劳动力从生产率高的部门转向生产率低的部门，因此总体的生产率是下降的。
因此，蔡昉认为，必须要稳定制造业。具体来看，一是让制造业的发展具有包容性，能够尽可能地扩大就业，让居民分享经济增长的成果；二是要依靠新动能而非老动能，人口红利丧失，必须提高生产率，由生产率驱动制造业发展。
构建中国的福利国家体系
从福利国家的经验看，社会福利水平与劳动生产率，两者之间呈现高度正相关的关系。蔡昉认为，中国也已经进入到了应该构建福利国家体系的发展阶段。
目前政府对企业的保障措施更多是偏向于保就业。“事实上，这个结果是把生产率低的部门继续留在市场上，使资源配置的能力退化。”
蔡昉认为，如果要提高社会福利水平，就意味着不保就业、不保企业也不保产业，保的是人。“人是最重要的，但人不需要企业来保，而是在社会层面给予充分的兜底。在这种情况下，反而能够激发优胜劣汰的市场竞争。”
另外，蔡昉提到，在需求端，中国的短板是国内消费。“收入差距越大，消费越受到制约，消费能力越弱，因此改善收入分配是刺激国内需求的一个重要的政策途径。”
具体来看，蔡昉认为，要想根本改善收入分配，就要把基尼系数降到0.4以下，归根结底要靠政府的再分配。
“我为什么觉得中国到了应该加快福利国家建设的阶段？”蔡昉称，按照一般规律，人均GDP在1万—2.5万美元区间时，社会福利支出会迅速增长。人均GDP刚刚超过一万美元的中国正好处在这一区间。“我们需要把社会福利支出大幅度提高，实现中国特色的福利国家建设。”
蔡昉认为，中国应该着眼于十九大提出的“七个有所”，即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把全生命周期的基本公共服务确定为国家法律和政策，保障国民随着收入增长而无后顾之忧地消费，解决国内大循环问题，避免需求侧制约中国经济增长。
“任何一个国家在实现现代化的过程中，都不能回避福利国家的建设。”蔡昉认为，社会保护越好，生产效率越高，经济才越有保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