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杨健楷

编辑：李墨天/董指导

出品：远川研究所科技组

支持：华泰计算机行业首席谢春生

2006年1月10日，苹果一年一度的Macworld大会召开，但当年大会上最抢镜的不是乔布斯，而是穿着一身实验室外套的英特尔CEO保罗·欧德宁。在弥漫的干冰烟雾中，欧德宁缓缓走向乔布斯，庄严的将一张硅片交给后者，大声说道：“报告史蒂夫，英特尔准备好了！”

整个演讲大约持续了2个小时，乔布斯宣布了首次采用Intel Core(酷睿)系列处理器的iMac和MacBook Pro，苹果与英特尔长达14年的蜜月期随之拉开了序幕。

发布会上的乔布斯与欧德宁，2006年

尽管苹果电脑当时市占率仅有3%，但在乔布斯的规划中，与英特尔的合作依然只是暂时，芯片终究得自己设计。又过了4年，苹果发布第一代iPad。乔布斯兴奋地介绍到：iPad搭载了我们有史以来最强大的芯片，强大到“让人尖叫”。这就是Apple A4Chip。

尽管首次被冠以苹果之名的芯片并不出彩，华尔街分析师也大泼冷水，但苹果造芯的计划却没有停止。又过了十年，接过乔帮主衣钵的库克在2020年双十一凌晨，公布了苹果的“One More Thing”：首款搭载于Mac电脑的自研M1芯片。

这款芯片封装了近160亿个晶体管，并将CPU、GPU、NPU等等组件，集成到了一起，每秒可以完成11万亿次运算，与十年前市场对A4Chip的冷漠态度不同，M1让业内大为震惊，也让苹果有足够底气和Intel说分手。

无论是从破产边缘到真香的AMD，还是成为中国商业史佳话的“倪柳之争”，中美两国在过去三十年里从来不乏觊觎英特尔霸主地位的挑战者。从1994年起，中国IT界就向CPU发起了进攻，从方舟、申威、龙芯，到兆芯、海光、飞腾，再到华为的突破，中国公司对国产CPU的执念从未褪色。

然而，经历了“自主派”和“引进派”的轮番上阵，行业周期几度起落，这些公司和产品全部加起来，依然难以撼动CPU产业的格局。在超级工程拔地而起的背后，以CPU为代表的半导体产业，已然成了一个制造业大国隐秘的痛楚。

十年时间，苹果CPU完成了从A4到M1的跳跃，阔步甩开了Intel；而中国已经奋战了20多年的CPU之路，历经跌宕曲折，又该如何走出泥潭？

天选之子

2002年8月10日清晨6点，伴随电脑上闪现的“login:”字样，中科院计算所里爆发出一阵欢呼——龙芯1号CPU终于工作了。原本一夜没合眼的工程师反而更加兴奋，结伴打车到天安门，在领袖纪念堂前排了一个多小时的队，向领袖做了龙芯的工作报告[2]。

这款CPU被命名为“夏50”，取名的是32岁的胡伟武，名字则是为了纪念他的博士生导师，“中国计算机之母”夏培肃从事计算机事业50周年。龙芯问世一年多前，力主上马通用国产CPU的计算所领导李国杰，从紧张的科研经费里抠出了100万元，竖起了CPU的大旗。面对这个烫手山芋，胡伟武立下军令状：搞不成，提头来见。

龙芯总设计师胡伟武

龙芯的成功不仅意味着国产CPU设计的突破，也是芯片制造的战果，当年给龙芯流片的正是大名鼎鼎的中芯国际。除了参与草创的工程师连夜鏖战，龙芯短时间内的成功，也得益于当时国产CPU的“有限自主”原则。

顾名思义，所谓“有限自主”指的是基于海外精简指令集进行自研。当时CPU领域存在两个指令集（类似于命令方式），一个是精简指令集，可以理解为一个命令只干一件事儿；另一个则是以Intel为代表的复杂指令集，成本高昂、技术复杂、功能强大。

在当时的条件下，所有指令从0自研的“完全自主”，将会面对没有编译器、没有操作系统、没有软件可用的局面，既不现实也不效率，更枉论对标Intel的复杂指令集。因此，国内企业都把目光聚焦到了海外的精简指令集，在此基础上做自主研发。

除了龙芯，飞腾早在1999年研发出第一款CPU，采用SPARC架构。申威由无锡历史悠久的56所研发，采用古老的Alpha架构。而中科院的龙芯，则基于开源的MIPS架构。虽然MIPS如今岌岌无名，但作为90年代微架构大混战的产物，MIPS64不仅是最早商业化的64位架构，还有完善的微架构设计与较为完整的软件链支持。

同一时期，凭借863、核高基等众多国家级经费的支持下，国产CPU迎来了春风：基本保持着每一两年就出一款芯片的速度，在性能的赶超上不遗余力。2004年的龙芯二号，已经可以追平1999年的奔腾三。但看似一片大好的形势下，国产CPU也面临着三个难题：

性能难题：虽然国产CPU进展不小，但对手也在进步，尤其是英特尔进入新世纪战斗力爆表，让国产CPU始终存在代差；生态难题：x86专利墙高耸，国产自主CPU统一采取了绕行策略，但如此一来很难适配微软系统；量产难题：使用者已经适应了微软的操作系统，一个荒芜的桌面，没有吸引力，何谈量产。

国产CPU起步之初，龙芯、飞腾、申威这一个个课题组，原本是国立研究机构中的一个个科研小作坊，属于计划经济体制遗留下来的一种产物，经过改革开放二十年的冲击，一是预算极其有限，二是早已失去了配套的工业产业链。在两大约束下，国产CPU只能在预算的紧财政框架内，力争完成上级下达的研发任务。

在这种情况下，精简指令集架构成为了一种权宜之计：由于市场狭窄，它们的授权价格往往便宜到让人不敢相信，飞腾当初购买SPARC的授权，仅花费了99美元。SPARC、Alpha这样的架构，多由与英特尔死磕的众多大厂闭门造车，他们兵精粮足，更愿意以低成本拉来同盟与英特尔抗衡。

龙芯采用的MIPS架构还有一个特殊的优势：作为一个不依托于任何大厂的独立架构，MIPS更钟情于游戏机、光碟、机顶盒等嵌入式设备，这些场景起量快，来钱也快。时值台湾地区设计业风起云涌，MIPS在岛内的生意做的很好，授权费收到手软，但是，就像大多数外资科技公司一样，MIPS在大陆地区面临棘手的知识产权问题。

此前，龙芯一直在未经授权的情况下自己搞MIPS架构的电脑CPU，但由于没有商业化，双方也相安无事。但在2005年，龙芯与微软合作开发Windows CE，龙芯板卡快要送到美国时，MIPS给微软发了一封致命的邮件：只要龙芯踏上美利坚的土地，便违反了MIPS的专利权。龙芯眼看唾手可得的微软加持buff，鸡飞蛋打。

MIPS的警告信揭开了中国科技界一个几乎默认的锅盖：改革开放之初，外资公司对中国市场多不重视，申请专利也未同步申请，而当时的中国的专利法规定，若未在一年内申请专利，则之后不可申请，由此造就了一个空前的机遇——不过美中不足的是，这个基于只在中国境内管用。

没了大陆专利锅盖的保护，龙芯遭遇了一系列专利狙击：2005年7月，半导体调研机构In-Stat发布独立分析报告称，龙芯处理器架构与MIPS近似度达95%，由于未获授权，一旦龙芯开始市场化，可能引发知识产权纠纷。

作为国家863计划重点项目，中科院计算机研究所紧急辟谣，身为研究组组长的胡伟武也出面澄清，龙芯是中国人自主研发而成，指令系统有意避开了国外已有专利。

但MIPS显然无法满足于这个说法，几番谈判之后，MIPS开出了100万美元的天价。2006年，芯片界爆发了臭名昭著的汉芯事件，加之中芯国际在台积电的官司上认输赔款，整个舆论对半导体行业开展了无差别的口诛笔伐，负面评价铺天盖地。

手拿“汉芯1号”展示芯片的陈进，2003年

眼看火烧眉毛，危机不得不解。正值中法两国2007年交流逢春，利用这个政治契机，中科院通过借道合作伙伴意法半导体的方式，让龙芯间接获取了MIPS架构全部专利。在中法双方领导人的牵头下，龙芯还与意法半导体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场发布会，合作宣布当天，《人民日报》的大号标题上书：

中国龙芯面向全球市场。

然而，这个应急之策有着天然的缺陷：借道意法半导体买专利、流片、卖芯片，那最后的芯片产权到底归谁？龙芯岂不是成了意法半导体的一个外包设计工作室？两年之后，为一劳永逸的解决问题，中科院剪断弯弯绕，直接与MIPS签了约。

但意想不到的是，就在签约完成不久后，某媒体发表了一篇《龙芯无奈购美公司专利授权，“中国芯”光环褪尽》，龙芯花钱买MIPS架构专利的行为被无限放大。一时间，“龙芯造假”、“龙芯骗补”、“龙芯不是自主设计”等声音此起彼伏。加上此前汉芯事件的恶劣影响，舆论对国内芯片自主研发能力的质疑达到了顶点。

进退失据

国产CPU与国产操作系统一样，由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都有一种对“卡脖子”的天然恐惧。关于自主CPU芯片，彼时产业内一直有三派意见：

一派认为国产CPU应当从头搞起，完完全全的“自主化”，放弃民用市场只服务于军队和政府；一派认为技术追赶无望，不如把经费省下来攻坚其他领域，“全球不就一个英特尔么，难道全世界除了美国都不安全了？”

胡伟武和龙芯代表的则是第三派：完全自主产权短期难度太大，自主创新也未必一定要从头搞起。面对购买专利引发的争议，胡伟武不得不向媒体做了一堂无奈又心酸的计算机原理课：买芯片架构不等于买芯片；有了架构，依然需要做大量自主研发工作。

然而，在几年前“磨皮汉芯”的负面阴影下，作为出头鸟的龙芯依然遭遇千夫所指。

在国产CPU万马齐喑的那段时间，产业界也对未来的发展方向逐渐达成了共识：技术上，完全自主短期内不现实，只能基于海外专利做自主创新；生态上，外设、应用支撑用户体验，市场上，民用市场有难度，暂时以政府采购牵头，主攻自主信息化市场。在这些问题中，市场路线是最难回答的。

在政府采购领域，往往会遇到一个“鸡生蛋蛋生鸡”式的悖论——政府的要求是好用能用，即在其他市场被验证的产品。但国产CPU一开始就没人用，还指望着从政府先支持一把，继而转向民用市场。另一方面，国产CPU想打开市场，前提是自身先市场化，把角色从“课题组”转向“公司”。

2010年，“十一五”计划行将收尾，国家补贴幅度收紧，三大国产CPU迎来了命运的拐点：申威隐匿在体制和超算市场，没有向下出击；飞腾爆发了一场争论，两派人员在政府领导面前吵着是否要放弃原有编制。胡伟武一咬牙，决定让龙芯走市场化之路，主攻军政市场和中低端的桌面系统市场。

随后，龙芯课题组从中科院集体辞职，放弃体制内身份，组建了龙芯中科公司，试图通过市场化和产业化自我造血。

龙芯3号芯片系列之一

2008年开始研发的龙芯3B1000，是龙芯在中科院的最后一款芯片。龙芯3B1000基于65nm工艺，目标主频800MHz-1GHz，八核结构，在当时属于世界领先水平。2010年6月流片，11月底第一批芯片交付完成。

以龙芯3B1000为代表的龙芯三号研发期间，恰好赶上863课题结束，“核高基”尚未启动。为了保障龙芯的开发，科学院专门划拨了500万元经费，科技部也在863计划内紧急安排了2000万元。

在计算所中层干部会上，原所长李国杰专门为龙芯设了个没有经费上限的课题，告诉他说：“胡伟武，计算所就是砸锅卖铁也要支持龙芯的研发。”

等到龙芯第一笔“核高基”课题经费到账时，龙芯课题组已经预支了计算所近八千万元经费。但谁都没想到，被寄予厚望的龙芯3B1000，最后连操作系统都启动不了。

龙芯采用多核研发战略，本想毕其功于一役，但龙芯3B1000刚好赶上了龙芯从课题组转向市场化运营。原先，胡伟武作为课题组组长总揽研发，每颗芯片从结构设计、功能验证一直到物理设计，从头盯到尾。但公司化运作后，胡伟武的精力被公司运营牵扯，研发团队群龙无首，技术问题大面积暴露。

直到2013年，龙芯的技术问题才逐步解决，结果又遇到了代工厂工艺滑铁卢。一些主管部门和应用单位，早已不堪如此漫长的“出题-解题-再出题”的煎熬循环。同一时期，彼岸的对手迎来高速发展期。

从2006年到2013年，龙芯CPU的单核性能只提高了50%，同期的x86 CPU则提高了5倍，两者的差距，从一两倍一下拉到了十倍。

国产CPU的歧路，本质在于市场化转型阶段，学院派与工业界的脱钩。在“课题组”的架构惯性下，国内公司在“十一五”期间基本都放松了单核性能的提高，而是转做多核，核心数大多吊打英特尔和AMD，但单核性能的孱弱，让国产CPU在当时如火如荼的自主信息化市场中几乎找不到任何生存空间。

胡伟武后来总结说：“在芯片研发方面，我们过分强调多核和SOC的技术发展趋势，对单核本身性能提高关注不够。在绩效管理方面，我们照搬成熟大企业的绩效考核方式，不仅没有提高、反而挫伤了销售人员的积极性。”

2013年5月，龙芯暂停了已经完成主要设计的16核龙芯3C处理器的流片，彻底停止16核处理器研制，开始四核3A2000处理器的研发。但在这个时间节点，无论是政策还是市场，都对“国产自主”失去了耐心。

2013年起，“核高基”基本上放弃了CPU自主研发路线，转而支持引进国外CPU技术的路线。市场上“引进派”的声浪也盖过了“自主派”，以IBM、AMD、威盛、ARM为代表的境外CPU全方位涌入。

对于刚刚脱离体制市场化运营的龙芯来说，这是他们最不愿意看到的情况。

引进之忧

“引进派”在2010年后成为业界主流，继而影响决策方向，有国产CPU自身拉胯的因素，但更多是全球产业格局的变动。

2006年后，英特尔的宿敌AMD接连犯错，先是收购ATI的GPU业务两线作战，难以同时应付牙膏厂和皮衣男黄仁勋；后是自家的晶圆代工厂格罗方德阴沟翻船，业务生存空间逼仄，叠加制程升级受阻，股价从从最高峰时的40多美元，一路跌到只有一块多。

2012年，AMD亏损超过10亿美元，大幅裁员15%，华尔街顺手给AMD宣判了死刑：“没有任何投资价值”。风雨飘摇之际，黄仁勋的远房亲戚苏姿丰接过了AMD的帅位。而与AMD一样失意的，还有台塑之父王永庆的虎女王雪红创办的威盛电子。

AMD新掌门人苏姿丰

上世纪80年代，威盛从CPU周边开始一路蚕食英特尔地盘，到了90年代，王雪红更是收购了两家研发CPU的美商，拥有不少x86架构专利，一度被台湾地区视为产业升级的希望。但新世纪后，英特尔开始自研芯片组。加上王雪红的主要精力放在了HTC手机上，威盛慢慢成了一个鸡肋。

x86阵营的两个大玩家失意，让国内产业界看到了希望。在新一轮国产CPU的路线转换中，地方政府成为新兴势力背后不可忽视的支持力量。

2013年，上海市国资与威盛电子合作成立了兆芯——王家与上海结缘甚深，王雪红的哥哥几乎和张汝京在同一时间来沪创办晶圆代工厂，威盛则早在世纪初就在上海设点，大陆设计团队发展有十余年时间，兆芯站在威盛的肩膀上，省了不少力气。

与龙芯一样出于中科院门下的中科曙光，则在2016年选择与AMD成立了海光。海光的背后，是成都市国资的大力支持。当年“砸锅卖铁支持龙芯研发”的李国杰，在90年代一手领导了曙光服务器的研发，在后来的二十多年，曙光成为与联想匹敌的国内服务器厂商。

对于中国来说，AMD的Zen架构性能强悍，是一个很有吸引力的选项。在支付了约3亿美元的合作费用后，透过两层公司的11个流程授权，海光最终得以在中国大陆地区销售产品。虽然引进的芯片经联合研发后，被AMD做了大幅阉割，但性能表现依然远超众多国产CPU，海光继承的五年前的架构，放到今天，依然是第一梯队选手。

AMD和海光的合作，为苏姿丰提供了一笔丰厚的启动资金，消息公布当日，公司的股价就非理性上涨了50%。兆芯对威盛的交易也是一石三鸟，CPU研发团队、x86架构专利、芯片组产业链；海光背靠上市公司中科曙光，借鉴AMD的作业，加上国密算法，在商用服务器起量很快。

更重要的是，两者的起步经费动辄20亿，相比于十五年花了不过8亿的龙芯，引进派弹药充足。兆芯成立两年后便实现了量产，卖了一万多套。海光2020年上半年营收2.7亿，净利润6000多万。

引进路线看起来立竿见影，却有一个致命的风险——国际局势的变化。

2019年中美贸易摩擦，一直在潜水《华尔街日报》突然给海光扣上了一顶“军方背景”的帽子。同年，海光被美国列入实体清单，AMD随之宣布不再授权新一代Zen架构。从威盛那里买到专利的兆芯，也早收到了英特尔的警告：不要越过雷区。

正所谓此一时彼一时，相比当初的风雨飘摇，此时的AMD已经走过了漫长的死亡之谷，不再需要外援输血。况且，在湾区的劳伦斯·利弗莫尔国家实验室，AMD的芯片被用来为美国的核威慑提供动力。孰轻孰重，AMD自知。

“拿来主义”的路线，最终还是被证明存在根本缺陷。一直以来，大陆的x86人才极为薄弱，“拿来主义”能否进化到“吸收创新”，要打一个很大的问号。如果只能停留在对x86硬件层面的拷贝与粘贴，那么很难深入地去搞研发，并且满足高安保级别和消费者市场的需求。

这种对于x86架构吸收的吃力，可以从兆芯管窥一二。2010年，威盛把x86带到了上海，技术负责人带着几百号人闷在小黑屋里，光是CPU核的源代码就看了两年，最终才弄懂。兆芯开始搞CPU后，四五百人的研发团队，倾力攻坚三四年，也只是维持了一个半CPU项目的开发，x86繁重的历史包袱，是“吸收创新”的巨大拖累。

全自主，需要从底层开始，几无可能；引进x86架构，却也面临被断供、无法更新的担忧。国产CPU的下一步，不得不回到最本源的问题：生态。

生态摸索

对于国产CPU来说，最好的老师始终是英特尔。不同之处在于，引进派采取“进口”拿来的思路，要在中国复制一个英特尔的国产化镜像，保证产业链的供应安全。而自主派需要做的，是学习英特尔在历史上的打法，最终形成一个在技术上不依赖外部供应的产业链。

简而言之，引进派学形，自主派学神。

另一方面，学英特尔不是问题，但学哪一年的英特尔是个大问题——所有采购单位遇到龙芯，都会提出一个直击灵魂深处的问题：你们离英特尔有多远？

在带领龙芯经历了“大炼多核”的惨败后，胡伟武逐渐想明白：国产CPU应该学习的不是现在的英特尔，而是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的英特尔：单扛众多竞争对手，利用“人民战争”打赢市场之战的革命者。

1985年，英特尔在DRAM市场被日本厂商群殴，CEO格鲁夫力排众议，集中转向彼时的“非主流市场”：应用于个人电脑的CPU。起初，英特尔在技术上处于劣势，但采取了三个策略：

（1）从低端市场做起，造出好用的CPU，建立稳固的“革命根据地”；（2）保持向前兼容，虽然背上了历史包袱，但能够笼络一大批忠诚客户；（3）开放x86架构，制定外围标准，在产业链上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发动群众斗地主。

这三大策略，即是英特尔完成从电脑到服务器CPU统一战争的屠龙术。领悟到英特尔的致胜秘诀，从2012年开始，龙芯采取了三步走战略：

首先从嵌入式CPU着手，把龙芯应用到门锁、学习机和卫星上面。这些场景本来就是MIPS架构的天然场景，保证了现金流；然后中止多核研发，专注把单核性能做上去，这对普通用户的日常使用非常关键，也保证龙芯测试的时候不会拉胯；最后主动团结一切能团结的系统商、软件商和ODM工厂，像服务员一样服务好他们。

三步走逐渐取得成效，龙芯在2015年营收破亿，初步盈亏平衡。度过了鬼门关后，胡伟武发现，对于几乎没有独自建立过现代信息生态的中国人来说，国产CPU的生态工作千头万绪，只能参照另外一个学习对象，苹果。

在英特尔的世纪商战后，苹果实际上继承了其衣钵，但苹果的自研芯片之路其实也面临着两个特殊的难题：其一，从最上层的应用到最底层的芯片，其中层峦叠嶂，哪些是四两拨千斤的抓手？其二，苹果自研ARM芯片，一开始跑分极其难看，如果芯片拖了后腿，怎么保证终端产品的体验？

随着政府应用测试逐批次深入，胡伟武意识到，国产CPU构建生态所面临的具体问题，就是苹果式的问题，放在中国的环境下，可以总结为两个问题：

一是产业离散，拼图残缺。长期以来，中国的ICT产业链基于外国的架构根基，做应用的人多，造轮子的人少。几百万精于java的程序员拿得出手，但一说到java虚拟机，则寥寥无几。同样的尴尬，也存在于API接口、QT库、甚至底层一点的计算机语言。

二是系统多冗余，少系统优化。x86和微软体系带着几十年的历史包袱，越来越繁重冗余，照葫芦画瓢地引进和使用，让信息系统不堪重负。但实际上，在新建的国产CPU+操作系统里，完全可以大幅优化，提升体验。

按照这两个逻辑，龙芯两面出击。一面，龙芯干脆自建java虚拟机、API接口等中间层，用这些关键的轮子承上启下。另一面，对于党政军的关键应用，龙芯消除冗余、提高效率。某指挥系统应用在经过优化后，龙芯的运行时间从每秒3帧提升到了30帧，比同时期的英特尔产品还要高50%。

随着生态的建立和使用体验的提升，龙芯应对住了挑战，国产CPU产业链也逐渐确立了两个原则：一个是自主可控政策划定下的“篱笆墙”内的竞争；一个是“市场经济条件下的举国体制”。前者瞄准国产CPU的研发强度，后者则指向公平竞争下的全产业链建设。

随着时间推移，这两条原则成为极具指导意义的国产CPU发展框架。在这个框架内，半开放的ARM架构给出了充足的自主研发空间，且有海量移动端应用可以方便移植，凭借这两点优势，ARM派路线飞速崛起，最终迎来了一位重磅级选手，华为。

2019年初，华为发布了首款ARM架构服务器CPU“鲲鹏”，并与各省市建立了鲲鹏计算产业联盟，2020年5月，鲲鹏CPU进入中国电信采购名单。华为一如当年在程控交换机市场的打法，绑定各地电信局，共荣共存，最终凭借技术升级和渠道，完成了对交换机的国产化。

一方面，“鲲鹏”给国产CPU带来了新的突破；但另一方面，“鲲鹏”也让“能打的只有华为”这句席卷若干行业的话，又涵盖了一个新的领域。这里面有自豪，也有尴尬。

尾声

2018年，中兴事件爆发，国产CPU市场开始放量崛起。

在离开联想的二十多年间，倪光南始终在为国产CPU奔走。当初的倪柳之争成为了中国科技史上的一段佳话，“贸工技”与“技工贸”的纷争直到今天都是社交媒体上的话题。

倪光南当年的年轻助手梁宁，在中兴事件后把倪光南描述成了一个崇高的理想主义者，在当时引发了热议，国人无不唏嘘[6]。

1994年，随着贸易壁垒拆除，英特尔、微软等海外公司大举入华，倪光南奔波于北京上海两地，策划成立电脑CPU设计中心，尝试失败。随后，倪光南又搞了一个“方舟CPU”，类似于今天谷歌上网本的极端超前的想法，结果公务员被摊派下去都不想用，第二次尝试告败。

中国的很多高科技产业发展，大多都尊循这么几个步骤：领导殷切关怀-部委高度重视-财政天量投入-企业集中攻关-技术取得突破。大多数领域都依赖于这套中国特色的产学研模式，然而这套模式有两个关键的前提——不考虑成本，不考虑良率。

时至今日，中国半导体行业很多“达到国际水平”的成果，要么只能服务于个别的小众市场，要么评审验收之后就生锈落灰。

上世纪90年代，国际局势变化引发了社会舆论对技术自主的担忧，“自主研发”的口号响彻云霄。但胡伟武在课题组领导龙芯研发时，深处的环境是捉襟见肘的科研经费，几无根基的消费市场和陈旧落后的制造体系。更要命的是，半导体天生是一个“一步领先，步步领先”的行业。

换句话说，直到新世纪的第二个十年，国产CPU配套的基础设施都难言齐整。作为工业与科技的皇冠，CPU需要的不只是满腔热血和埋头苦干，而是产业配套、经济结构乃至综合国力的比拼。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有一个很有意思的问题：英特尔、苹果和华为，谁的研发费用最多？谁的最少？

答案可能会出乎很多人的意料：从华为开始公布年报的2006年算起，苹果的研发开支没有一个年份比华为高。而到了2018年，华为的研发投入才第一次历史性的超过英特尔。

但强如华为，其推出自研服务器CPU也就是近两年的事情，甚至还要早于苹果的M1芯片。在英特尔盘踞的电脑和服务器CPU大本营，除了拉胯几年真香几年的AMD，一直缺乏有力的竞争者。

前段时间，胡伟武的一段“14nm芯片已经够用的言论”再度引发争议，很多人只注意到“不要美国做5纳米，我们就要做5纳米”的言论，而忽视了后半句：“90.9%的应用都能用14nm，只要做好系统优化，就能够在市场中有很强的竞争力。”

与筚路蓝缕的30年前相比，如今的中国有市场、有政策、有紧迫、有口号。但对于国产CPU来说，需要理想主义的热忱，也需要对市场规则的敬畏，更需要对科研人员的慷慨、包容和耐心。

中国的很多产业，并不害怕屡战屡败，害怕的是“今天大手一挥，明天造不如买”的左右摇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