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先锋基金

适值全国“政协”和全国“人大”十三届四次会议本周先后开幕。今年正值“十四五”开局之年，在国际复杂多变及中国提出新发展格局的时代背景之下，“两会”期间讨论的议题将格外举世瞩目！3月5日，在国务院总理李克强代表国务院向“人大”做政府工作报告中，特别谈到了生态建设和可持续发展的目标，“扎实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各项工作，制定2030年前碳排放达峰行动方案。优化产业结构和能源结构，大力发展新能源。加快建设全国用能权、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实施金融支持绿色低碳发展专项政策。”在“十四五”期间，单位国内生产总值能耗和二氧化碳排放分别降低13.5%和18%，提高能源利用率。

 

“两会”前，围绕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不同的机构已经在陆续出台政策与目标。2月8日，央行发布《2020年第四季度货币政策执行报告》，在“发展绿色金融推动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专栏中特别强调，下一阶段将完善绿色金融政策框架和激励约束机制。明确提出，研究绿色资产和棕色资产差异化设置风险权重的可行性，以及综合运用多种货币政策工具，引导金融机构加大对绿色低碳领域的信贷支持。2月22日，交易商协会创新推出首批“碳中和债券”。首批发行人包括南方电网、三峡集团、华能国际、国家电投集团、四川机场集团、雅砻江水电。去年底和今年初，国家电力投资集团、上海分别宣布成为第一个宣布碳达峰的企业和省份。到2025年，上海市碳排放总量要力争达峰，提前5年就实现碳排放总量达峰的目标，领先全国水平5年。到2023年，国家电投则将实现在国内的“碳达峰”。

碳达峰、碳中和目标对推动经济“绿色复苏”已形成战略共识。碳中和、碳达峰也是全球资本市场的一个长期机遇。我们本期就来聊聊碳达峰和碳中和目标下的短期与长期投资机遇。

 

两碳目标引发类“供给侧改革”导向，将催生上下游产业链与行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两碳目标提供碳排放权交易，加快绿色金融债券市场的建设与发行及资产配置机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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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碳目标引发类“供给侧改革”导向

将催生上下游产业链与行业的绿色转型升级

 

2020年12月，总书记在联合国气候雄心大会上宣布：到2030年，中国单位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将比2005年下降65%以上，非化石能源占一次能源消费比重将达到25%左右。12月18日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做好碳达峰、碳中和工作”被列为2021年的重点任务，其重要性提升至国家政策层面。目前已有超过20个省市在地方两会中对低碳发展进行部署，北京、上海、广东、浙江、内蒙、山西等经济和能源大省纷纷开始制定时间表和路线图。

 

从全球的角度来看，全球碳减排进程正同步提速。一个重要标志是拜登就职第一周便下令重返《巴黎协定》，并出台了多项支持新能源汽车发展的政策。发展新能源为拜登执政的主要抓手，在后续即将推出的基建计划中，绿色能源是核心之一。预计从现在到11月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期间，全球的催化因素将不断出现。

1992年联合国大会通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这是世界上第一个为全面控制温室气体排放，应对全球气候变暖的国际公约。该《公约》于1994年3月生效，是在应对全球气候变化问题上具有权威性、普遍性、全面性的国际框架。《京都议定书》于2005年正式生效，该协议是由37个工业化国家和欧洲共同体设置温室气体排放的目标，还设计了联合履约机制等灵活机制。其中明确规定，发达国家从2005年开始承担减少碳排放量的义务，而发展中国家则从2012年开始承担减排义务。2015年12月曾缔约《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的近200个经济体在巴黎气候变化大会上达成《巴黎协定》，这是继《京都议定书》后第二份有法律约束力的全球气候协议，于2016年11月正式生效。该协议包括目标、减缓、适应、损失损害、资金、技术等内容。协定提出，各缔约方将加强对气候变化威胁的全球应对，把全球平均气温较工业化前水平升高控制在2摄氏度之内，并为把升温控制在1.5摄氏度之内努力。

 

然而，近年来气候异常情况非常普遍，要实现《巴黎协定》将升温控制在2℃乃至努力控制在1.5℃的目标，需要全球共同的努力。中国的碳排放在全球占将近三成，是第一大排放国，需要承担大国的责任。西方国家在2000-2010年间普遍实现了碳达峰，碳排放不断下降，是因为近年来随着中国参与国际贸易的程度加深，碳排放由消费国转移到生产国，中国承接了大量本属于发达国家的碳排放，在“碳中和”的全球要求下，也会承受最大的压力。

 

国家统计局发布《中华人民共和国2020年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统计公报》，显示：初步核算，全年能源消费总量49.8亿吨标准煤，比上年增长2.2%。煤炭消费量增长0.6%，原油消费量增长3.3%，天然气消费量增长7.2%，电力消费量增长3.1%。煤炭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56.8%，比上年下降0.9个百分点；天然气、水电、核电、风电等清洁能源消费量占能源消费总量的24.3%，上升1.0个百分点。重点耗能工业企业单位电石综合能耗下降2.1%，单位合成氨综合能耗上升0.3%，吨钢综合能耗下降0.3%，单位电解铝综合能耗下降1.0%，每千瓦时火力发电标准煤耗下降0.6%。全国万元国内生产总值二氧化碳排放下降1.0%。

 

过去中国的低环境成本加强了出口品的竞争优势，在“碳中和”的政策要求下，面对发达国家的“低碳优势”，如何从高耗能、高污染向高质量的发展模式转变，实现中国的能源革命，并在低碳时代保持住中国经济的竞争力，是一个巨大的挑战。

 

完成“碳中和”这一非常具有挑战性的目标，中国的实现方式将是行政推动和市场化引导“双管齐下”。行政推动是指对新能源相关给予政策或经济支持，同时对高能耗、高排放行业的产能进行控制，形成类“供给侧改革”的效果。市场化引导则需要建设全国性的碳市场、进行碳定价、最终实现碳交易或者征碳税，实现要素市场改革，以市场化的方式进行碳减排。

 

一方面，从节能环保需求来看，有关环境监测、新能源环卫装备、节能系统、绿色建材的行业与公司迎来战略机遇。另一方面，碳中和目标将推动类“供给侧改革”，利好煤及煤化工、钢铁、水电铝、水泥等上游板块龙头。从长期来看，包括光伏、风电、储能、生物质能在内的新能源、新能源车、智能电网等将带来行业景气度的持续上升，碳中和对新能源上游原材料：铜、硅、新能源金属（锂、镍、钴、稀土）等也将产生催化性需求拉动！

 

整个中国的非化石能源在消费结构的占比2020年为15%左右，习主席在巴黎峰会上提出把目标前移，之前目标是2025年18%，2030年20%，预计2025年就要做到20%，2030年要做到25%。中国整个能源消费结构里电力即二次能源占比20%不到，国家电网公司希望2025年和2030年把电力在能源结构的占比提升到30%和35%，是两个比较宏大的目标。

 

现在70%的电力是来自于煤炭，19%左右的电力来自于水电，风电、光伏等可再生的清洁能源形式，占比非常低，光伏4%左右，风电4%左右，加起来大概在9%。电力在能源结构中的占比要从当前的20%提升到30%甚至35%，而当前新能源占比只有8-9%，未来提升比例较大。从这个角度上来说，光伏、风电这些新能源发展空间非常大。过去5年中国整个光伏装机大概在200个GW，未来5年整个光伏装机至少超过500个GW，否则无法完成20%的目标，所以风电光伏整个板块非常值得重视。风电相对于光伏来说全球竞争力稍弱，但中国风电装机未来可观。一方面有海上风电装机，另一方面陆上很多区域已经走向平价阶段，风电有很大发展前景。

 

碳中和对有色行业的需求将有很强拉动，主要从两个方面进行展开。一方面是新清洁能源替代，如光伏、风电、新能源车等新能源产业的快速发展对于有色金属的需求加剧，第二方面是进一步节能减排所带来的材料替代需求。同时，碳中和背景下，整体能源结构改变，能耗较大的品种，如铝产能供给的压制也值得关注。从应用角度来说，一类是功能性的材料，像铜、镍、锂、钴、稀。另一类是结构性的材料，比如铝在光伏支架，汽车轻量化上的应用。根据测算，相对于2020年，2021-2025年清洁能源领域对铜的新增需求将从166万吨增长至270万吨；到2030年清洁能源对铜的需求增量将达410万吨。而考虑到2021~2023年铜矿供应CAGR（复合年均增长率）为2.85%，精炼铜供应CAGR为2.47%，都低于需求侧CAGR 4.23%，铜矿供应进入低速增长时代，清洁能源革命背景下，新的铜需求空间将被打开，全球精铜供需缺口将逐步扩大，铜价有望获得强劲的上涨动能。

 

第二是铝，一方面，碳中和的目标使国内火电铝产能进一步压制，驱动电解铝产业能源转型。另一方面，碳中和激发铝材大量新兴需求，使供需持续抽紧。在供给侧改革和碳中和的大背景下，电解铝行业利润有望逐步走高，并不断延续。

 

第三是镍钴锂，主要是电池需求，包括汽车、电子领域的电池，储能电池等领域，核心的需求来自于新能源车动力电池的需求放量。根据测算，未来五年动力电池需求CAGR为38%，其中锂、钴、镍的CAGR分别为36%、26%和41%，需求冲击十分大，从锂供需平衡来说，2020-2021年全球锂供需平衡将从2019年过剩26%转向过剩5%和短缺1%，2021年将成为全球锂供需反转之年，2022-2025年锂供需基本维持紧平衡。

 

第四是稀土，本质是碳中和的需求，稀土永磁电机带来低碳环保，比传统电机平均节能20%-30%，所以对于稀土的需求是大势所趋。从目前稀土基本面来看，稀土已经迎来历史性供需的拐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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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碳目标提供碳排放权交易

加快绿色金融债券市场的建设与发行及资产配置机遇

 

一方面，中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是落实中国二氧化碳排放达峰目标与碳中和愿景的核心政策工具。全国碳排放权交易市场建设已经到了最关键阶段，预期今年6月底前启动上线交易。

 

另一方面绿色债券在国内扩容迅速，已经跃升成为全球第二大绿色债券市场。绿色债券是近年来绿色金融领域大力发展的融资工具，它的出现正是源于为保护环境、应对气候变化和能源节流等绿色可持续发展的需求。2月22日，首批碳中和债券首次发行，其本质上仍然属于绿色债券的一种。绿色债券在国际上推出时间较早，在中国也已经有五年多的发展历史。中国绿色债券起步虽较晚，但发展迅猛。2015年至2019年发行规模逐年上升，除2015年外其余年份发行量均超2000亿元，2019年甚至高达2951亿元。2020年发行虽然有所回落，但是仍然维持在2200亿元以上的规模。2015年至2020年绿色债券发行规模已经超过1万亿元。绿色债券发行主要包括确定绿色项目、安排独立审查、追踪报告、发行债券和监督债券所筹资金用途并作年度报告这五个步骤。

 

绿色债券专指“募集资金专门用于支付符合规定条件的绿色产业、绿色项目或绿色经济活动，依照法定程序发行并按约定还本付息的有价证券。”根据气候债券倡议组织（The Climate Bonds Initiative，简称CBI）的定义，中国国内市场上的贴标绿色债券是指经过监管机构批准发行的绿色债券，或在交易场所注册全称包含“绿色”字样标签的债券。而非贴标气候相关债券指那些虽然尚未被发行人进行绿色贴标，但实际上在为推动低碳经济的绿色或气候资产提供融资的债券。其发行机构需至少有75%的营收来自于《气候债券分类方案》定义的气候领域。非贴标气候相关债券的注册全称或相关发行文件中不包含“绿色”标签，同时也不会寻求绿色债券的外部审查。

 

从2015年中国境内第一支绿色债券推出到目前大概经历了品种扩充、制度完善和制度再规范三个发展阶段，分别为：

 

第一阶段，品种扩充（2015-2016）：起步于绿色金融债，逐步扩充至国债外近乎全部品种。2015年9月国务院发布《生态文明体制改革总体方案》，提出“研究银行和企业发行绿色债券，鼓励对绿色信贷资产实行证券化”，随后人民银行于12月发布《关于在银行间债券市场发行绿色金融债券有关事宜的公告》，标志着我国绿色债券的诞生。此后的一年内，发改委、沪深交易所、交易商协会相继发文指导绿色企业债、绿色公司债、绿色资产证券化产品、非金融企业绿色债务融资工具的发行。

 

第二阶段，制度完善（2016-2020）：全方位完善绿债市场制度，多地相继出台绿债补贴政策。2016年8月人民银行、财政部、发改委、证监会等七部委发布《关于构建绿色金融体系的指导意见》提出要“完善绿色债券的相关规章制度，统一绿色债券界定标准”，此后各监管部门陆续发布包括发行指引、外部评估、信息披露、存续期管理等多方面规定。

 

第三阶段， 制度再规范（2020-至今）：根据发展需要，相关监管部门对绿债规定再修订。2020年3月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发布《关于构建现代环境治理体系的指导意见》，指出要“统一国内绿色债券标准”，同年7月，人民银行、发改委、证监会联合发布《关于印发〈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20年版）〉的通知（征求意见稿）》，首次给出绿色债券的统一定义，根据绿色发展和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对早期文件进行修订。

 

截至2020年末，中国绿色债券存量金额达8707亿元，发行人主体评级超7成为AAA，行业多分布在金融、工业和公用事业等。从存量金额上来看，在扣除资产支持证券后，绿色债券存量金额约7993亿元，按金额分布，发行人主体评级有71%为AAA，AA+、AA及以下各占10%左右，无评级主体较少；行业上，发行人来自金融、工业和公用事业占比分别为45%、30%和18%，其余行业占比均不足5%。

 

从宏观经济、政策支持以及市场潜力三个角度看，中国绿色债券具有较大的投资价值。从宏观经济看，中国经济的韧性及将在未来持续保持中高速增长的特质，是中国绿色债券投资收益的坚强支撑。

 

从政策层面，随着绿色发展上升为中国五大发展理念之一，绿色金融也被列为金融创新和供给侧结构性改革的重要议题。其中，绿色债券作为实现绿色产业投融资的重要抓手，在中国经济绿色转型上扮演着重要角色，是中国实现高质量发展的必然选择。从市场潜力看，市场规模大、品种丰富、币种多样、期限合理是保持绿色债券市场广度和深度的必要条件，而中国宽领域、多层次的绿债市场结构可充分满足投资需求，并推动绿债市场可持续发展。

 

中国绿色债券对于国际、国内投资者均具备吸引力。绿色金融国际化的持续推进，人民币近年汇率的稳健走势，都使得中国绿色债券市场的国际影响力不断加强。而从指数走势来看，受益于国内流动性相对宽松的政策导向影响，中国绿色债券行情在持续上升，中国绿债表现得以显著优于国际绿债及一般债券整体表现。因此随着中国绿色债券标准化进程的推进，中国绿色债券对于国际投资者的吸引力将逐年上升。对于国内投资者而言，绿色债券本身的正外部性毋庸置疑，且当前国家宏观政策对绿色债券的逐步倾斜有望为我国绿债市场开拓更大的上行空间。

 

对于发行人而言，发行绿色债券有助于企业募资。近年来，为鼓励中国绿债的发行，中国各监管机构对于绿债审核纷纷开启“绿色通道”，致力于降低发行绿债的融资成本。而地方绿色金融体系建设也正在稳步推进，更多的实质性政策激励措施开始显现。各级政府通过贴息、发行补助、绿色业务奖励等形式对绿色债券进行专项财政激励，绿色债券财政激励政策不断落地。地方绿色债券财政补贴措施的不断出台，为绿色债券发行提供了实质性激励，切实推动地方绿色债券市场快速发展。

 

当前中国境内绿色政府债券品种主要有金融债、企业债、公司债、资产支持证券、地方政府债等，监管机构包括中国人民银行、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银保监会、证监会等。支持范围包括节能环保产业、清洁生产产业、清洁能源产业、生态环境产业、基础设施绿色升级、绿色服务六大类。

中国人民银行的《绿色债券支持项目目录（2015年）》所涵盖的募集资金投向包括节能、污染预防和控制、资源保护和循环利用、清洁交通、清洁能源以及生态保护和适应气候变化。该文件被认为是由中国监管机构发布的最重要的绿色债券指引文件之一。2019年，非金融企业的绿债发行总量较2018年增长了54%，且占2019年总发行量的37%。非金融企业也首次超越了金融机构，成为2019年最大的发行人类别。

从发行量来看，2020年6月29日，中央结算公司和CBI联合发布的《中国绿色债券市场2019研究报告》显示， 2019年，中国发行人在境内外市场共发行3862亿元人民币贴标绿色债券，较2018年的2826亿元发行量增长了33%。以贴标绿色债券的发行总量统计，中国、美国和法国的发行量再次领先全球。其中，中国贴标绿色债券发行总量在2019年位列全球第一。随着发行量持续增长，中国绿色债券市场规模也稳步扩大。中央结算公司副总经理刘凡在发布会上表示，截至2019年年末，中国累计发行绿色债券超过1.1万亿元，中债—中国绿色债券指数总余额3.25万亿元。其中，在中央结算公司发行绿色债券规模超过6000亿元，占比达55%。与此同时，绿色资产支持证券（ABS）的发行量在2019年呈现迅猛增长态势，发行规模达到503亿元人民币，较2018年增长了3.5倍。绿色ABS的年度占比从2018年的5%提高到2019年的13%。从评级来看， 2021年，绿色债券中AA+及以上评级债券余额占比达87.67%。绿色债券的评级相对较高，有利于其保持较高的信用水平和投资收益。

从发行币种和期限来看，除人民币外，中国还相继发行了美元、欧元和日元在内的绿色债券，上市场所涵盖了卢森堡交易所、伦敦交易所和新加坡交易所等多个国际交易所，为国际投资者参与中国绿色债券投资提供了便利。结合到绿色项目的投资回报周期往往较长的特点，中国绿色债券发行期限以中长期为主，中国贴标绿色债券的期限包括1年内、1年期、3年期、4年期、5年期、7年期、10年期和15年期等多个期限，配置丰富。

 

中国在”十四五”期间进入中高速的高质量发展阶段，2021年是实现碳达峰和碳中和的“3060”目标倒计时的开始，也是迈入绿色可持续绿色发展新时代新格局的起点！这既是新使命，也是新机遇！在绿色金融等资产与工具的助力下，中国的经济结构转型也将迎来相关产业链的行业景气度上行周期，为受益于环境保护和绿色发展的上市公司带来投资机遇！

（特约撰稿：吴雅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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