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记者 张寿林 每经编辑 廖丹

4月11日，美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上行5.5bp至2.76%，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持平为2.75%，中美10年期国债利率出现2010年以来首次倒挂。

北大光华管理学院应用经济学系副教授唐遥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当前的局面是，美国处于一个快速加息的进程中，而中国市场上，呼吁政策上降准降息的声音较高。在国内经济形势较为复杂，新的下行压力加大的情形下，中国货币政策肯定是以内部需求为主，不会针对汇率有过多的操作。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近期美联储鹰派信号不断，带动市场加息预期持续增强，美债收益率相应提升，而我国在稳增长压力下，市场对货币政策宽松抱有预期，长端利率稳中有降。

江海证券首席经济学家屈庆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此次中美10年期国债利率倒挂，但之前在短端已出现倒挂。倒挂本身说明，美国聚焦于抗通胀，我们中国尚受经济压力影响，货币政策节奏有所不同。

中美利差倒挂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怎样的影响？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常冉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指出，中美利差倒挂不一定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国际收支的“经常账户”与“金融账户”是直接影响人民币汇率升贬值的主要渠道。

倒挂现象有望下半年回正

唐遥指出，自美联储3月议息以来，具有货币政策投票权的美联储高级官员对通货膨胀的态度纷纷变得更为强硬，其中立场最为“鹰派”的圣路易斯联储银行主席布拉德甚至认为，今年应该把货币政策利率提高到3%以上。

董忠云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指出，中美10年期利差倒挂反映了两国经济和货币政策周期差异在不断扩大。虽然目前人民币相对平稳，但近期股债均已出现资金外流，随着出口增速逐步下行，利差倒挂下人民币贬值压力预计也将逐步显现，在这种情况下，我国降准降息可行性和必要性仍存，但货币宽松空间和时间窗口均有限。

不过，目前人民币对美元的币值仍处于较高水平，唐遥告诉记者，在此情形下，人民币适度贬值，事实上有利于稳定中国出口，不过也要加强引导市场，避免出现恐慌性、非理性的过度贬值。

屈庆接受每经记者采访时分析，美国利率上升背景下，中美收益率曲线倒挂，对我们来说，一定程度上面临压力。但他强调，这种倒挂不会持续太久，最终中国利率仍将高于美国利率。

他解释，随着利率倒挂，人民币面临贬值，资金随之外流，这又促进中国利率上升，进而形成正向利差。

招商银行研究院资本市场研究所所长刘东亮团队分析，尽管宏观环境已有所不同，但本轮中美10年期国债利差维持倒挂的时间、幅度均应有限，这对限制负面影响的发酵来说是有利的。

该团队分析，对于美债来说，利率仍有上行空间，但考虑到美国通胀大概率将先升后落，预计美联储的货币政策收紧也将呈现“短平快”的节奏，因此，美债长端利率的上行将主要集中于上半年，下半年存在回落可能。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团队预测，中美利差在未来1~2个月仍有进一步倒挂的可能性。但再往后看，美债方面，随着加息缩表靴子落地、经济下行压力显现，10年期美债利率或将于二季度末开始进入下行周期，而届时若国内疫情改善、稳增长政策发力，经济向好预期下，10年期中债利率仍有回升空间。因此，总体来看，未来1~2个月中美利差可能继续倒挂，但下半年有望“回正”。

稳增长成为财政政策主角

中美利差倒挂对人民币汇率产生怎样的影响？植信投资研究院高级研究员常冉接受《每日经济新闻》记者采访时分析，近期中美利差急速收缩，但人民币相对美元处于升值。

首先，“经常账户”顺差格局不受中美利差的影响。鉴于我国目前一系列稳外贸政策的落实和支撑，出口增速或许有所回落但绝对数值仍处于相对高位，加之全球疫情反复我国服务贸易逆差仍会持续缩减，则经常账户的顺差格局将会一定时间内保持。

其次，中美利差倒挂与“金融账户”的“直接投资”项和“其他投资”项的关联性不高。“直接投资”项变动体现了长期性资金的变动，“其他投资”项下的资金流动与中外利差变动的相关性较低，且无明显规律性。

再次，中美利差倒挂对“金融账户”的“证券投资”项资金流出有一定影响。近年外资持有中国债券不断上升，但外资持有国债占比较低，仅约为3%，难以对国内债券市场形成较大冲击。北向资金流出主要受资本市场恐慌指数的影响，并不必然与中美利差倒挂显著相关。

综上，常冉认为，人民币汇率的变动受中美利差影响相对有限，中美利差倒挂不一定导致人民币汇率贬值。

但他强调，俄乌局势动荡，投资者担忧国际制裁可能波及中国，其负外溢效应可能对跨境资金流入形成一定程度的压制，海外货币政策不确定性较大，美联储可能一次性加息50bp，届时汇率可能短期承压。未来一段时间，受国内结售汇、国际地缘政治、海外央行货币政策等综合影响，不排除人民币汇率在阶段性波动中贬值。

东方金诚首席宏观分析师王青团队表示，退一步而言，即使中美利差倒挂会对人民币兑美元汇价形成阶段性贬值压力，这一压力也相对有限；必要时，监管层有充分的政策工具进行调控，包括重启逆周期调节因子、强化跨境资金流动宏观审慎监管等措施。今年只要人民币兑美元贬值幅度控制在5%左右，国内货币政策就有充分条件“以我为主”。

中航证券首席经济学家董忠云进一步向记者表示，财政政策今年是稳增长的主角，疫情下稳市场主体需要财政进一步发力，基建投资也是稳增长的重要抓手，地方政府专项债发行前置有利于基建投资增速回升。此外，稳增长离不开稳地产，房地产政策调整也是后续的重要发力点。虽然因城施策下，多地已经放松地产调控政策，但3月以来居民购房、房企拿地仍然未见明显改善，预计后续地产调控可能在需求端（居民购房）和供给端（房企融资）进一步放开政策限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