每经特约评论员 李全 刘博宸

回顾过去两年，全球经济在疫情的扰动下跌宕起伏，呈“Z型”复苏。全球经济已过了复苏最快的阶段，通胀压力也已接近峰值。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在最新的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 look）中预测2022年全球GDP增长率将在4.89%（世界银行预测值为4.3%），其中美国经济增长5.2%（世界银行预测值为4.2%），中国经济增速则在5.6%。发达国家在疫情发生之初，对疫情的防控政策犹豫不决导致错失了在疫情暴发初期遏制病毒的可能，之后“群体免疫”政策失败导致全球疫情出现多次反复，使得供给侧劳动力市场恢复缓慢，需求端的报复性消费反弹化为泡影。发达经济体中的美国服务消费两年平均增长依旧为负，就业跟劳动力薪资收入也尚未恢复至疫情前的绝对水平。在这样一个大背景下，中国将以自身的政策定力和发展耐力，在双循环的基本架构中寻求发展与改革，在两个百年目标交汇中推动经济结构的转型和调整，推动经济社会稳步发展。

全球经济仍处复苏进程

回顾历史，以10年为一个维度来看，1980~1999年，大部分时间世界的经济增长由发达国家引领，新兴经济体和发展中国家经济实际增速在这十年间仅比发达国家高0.45个百分点，此时世界经济处于发展初期，发展中国家刚刚起步，新兴市场国家面临走向全球化的道路。2000~2019年，新兴经济体GDP增速比发达经济体高3.7个百分点，发展中国家开始引领世界经济的增长。2020年疫情开始蔓延，IMF预测2021年与2022年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速分别为“5.2%、6.4%”和“4.5%、5.1%”，两者之间差值仅为1.2和0.6个百分点，全球经济复苏已过了最快阶段。

经济的K型复苏，体现在经济体受疫情的冲击上。从各国的情况来看，制造业的恢复程度和疫苗的普及率相关性大，欧美等疫苗接种率高的国家制造业PMI明显高于接种率相对较低的发达国家或新兴经济体。2021年年中以来，在德尔塔变种毒株的冲击下，由于疫苗供给不均以及抗疫模式选择的差异，发达市场和新兴市场经济出现了进一步分化。分化从市场角度来看，发达经济体与新兴经济体也出现了进一步的分化，发达国家在疫苗保护的屏障下恢复较快，且需求仍保持一定韧性。新兴经济体疫苗接种率从2021年下半年开始才有所提升，因此经济复苏缓慢，制造业如汽车零部件生产出现停滞。从行业角度来看，耐用品和非耐用品呈正增速，服务类消费负增长；零售基本恢复，工业生产恢复速度持续低于海外市场预期。

中国启动深层次改革

2021年是“十四五”开局之年，与之前的五年规划不同，“十四五”未对经济增长目标进行具体设定，此次经济增长的目标以定性表述为主，隐含定量表述。我国当前经济已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因此不能简单地用GDP增速来衡量，更不能不顾质量效益和生态环境方面的后果。

2021年疫情对经济的持续影响挥之不去，各国都在积极努力地修复疫情对经济的影响。中国在全球主要经济体中实现了唯一的正增长，在全球疫情下领跑，复苏的中国经济走向备受世界瞩目。中国经济率先复苏，缘于中国对疫情的有效防控、精准施策的宏观调控以及维护和践行多边主义。展望2022年，部分发达国家加快开放经济，与中国产生“开放差”，但这背后却隐藏着风险，病毒的持续存在将制约劳动力市场的恢复。因此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显得尤为重要，我国经济则将在双循环、“双碳”目标及共同富裕的长期战略指导下，开启新一轮需求结构的全面优化，并维持高质量稳定增长。

我国经济结构深度转型中，制造业占比呈下降态势，这可能与产能过剩领域“去工业化”的趋势有关。2010年制造业增加值占GDP比重为31.5%，到了2022年有可能下降至26.2%。而同期，德国和日本这一比重大致稳定在20%的水平。尽管产业进阶领域“去工业化”是一国或地区产业升级过程中的重要表现，但我国仍处于工业化转型期，制造业所带来的技术渗透效应、产业关联效应和资本积累效率都没得到充分体现。应在制造业规模和技术发展充分、人均GDP较高及服务业有较强的支撑要素时再实施“去工业化”政策。且在“十四五”规划中，制造业产值仍是地方政府目标管理与考核的重点，对制造业高质量发展提供着强有力的支撑。

稳经济下的投资与调控

从增速来看，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的增长可能会受到2021年高基数的影响而走弱，分项目具体来看可能形成两起一落的局面：在2021年底至2022年初形成的实物工作量的政策基调下，基建投资（含绿电投资及火电升级改造）将平稳增长。制造业方面，2022年上游成本压力将有所缓解，需求的回暖外加金融定向支持等因素将推动制造业投资持续小幅回升；反之地产投资因受监管政策变化影响，投资增速或将回落。我们预计2022年固定资产投资增速大概在3.2%到7%之间，其中基础设施建设、制造业、地产投资预计分别为3.5%~5.5%、3%~8%、-2.5%~2.5%。

2021年基建投资增速放缓主要受政府意愿不强、财政紧平衡和公共设施管理疲软等因素影响。从政策文件的表述中我们可以看出，基础设施建设在五年规划中所占的篇幅和重要性均有所下降。从对此次疫情的应对来看，基建对GDP的拉动较为有限，且财政支出结构偏向社会民生。与2009年全球金融危机时对比，当时我国名义GDP增速9.2%，基建投资增速42.2%，高出名义经济增速33个百分点，而2020年基建投资完成额增长3.4%，与名义GDP增速持平。无论是基建增速还是用于基建的实际财政支出都没有大幅扩张。从2021年前三季度来看，社会民生类支出从2019年的35.7%上升至2021年的38%，基建类支出则从2019年的27.7%下降至2021年的23.2%，倒退回2010年的水平。

长期来看“房住不炒”“不将房地产作为短期刺激经济的手段”仍是政策主线，但短期来看，房地产市场出现收缩，不符合“稳地价、稳房价、稳预期”的要求，9月以来房地产政策在执行层面已出现阶段性回摆。房地产税方面，试点范围将有望扩大，同时配合银行信贷以及部分城市的限购条件边际放松，来满足首套房购房需求。2022年待按揭等领域政策小幅放松后，地产销售有望边际拉动地产投资，但房地产投资增速或将小幅回落。尽管房地产不会成为刺激经济的手段，但政策层面也不会使其过于拖累经济，相关政策或将逐渐政策化，从而实现“平稳健康发展”，全年来看对地产投资依然可以保持信心。

（李全系联储证券董事兼首席经济学家、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刘博宸系联储证券研究院研究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