美国经济政策的钟摆将不可避免地从新自由主义滑向新民粹主义。这一转变虽然是必要的，但也会带来自身的风险。大量的私人和公共债务意味着美联储将继续处于债务陷阱中。

拜登就任总统已逾半年，现在是时候比较一下拜登政府、前总统特朗普政府以及以前的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的经济学说了。

作为奥巴马政府的副总统，现总统的“拜登学说”不像奥巴马时期的经济政策，反而更具特朗普的风格。特朗普时期出现的新民粹主义学说在拜登执政期间正全面形成，彻底告别从比尔·克林顿到奥巴马的每一位总统都遵循的新自由主义信条。

特朗普以民粹主义者的身份参选，同情落后的蓝领白人工人；但在执政时他更具财阀风格，削减公司税并进一步削弱劳动力相对于资本的力量。尽管如此，他的议程确实包含了一些真正的民粹主义元素，与共和党人几十年来激进的支持大企业的做法相比尤为如此。

虽然克林顿、乔治·沃克·布什和奥巴马政府各有不同，但他们在关键经济政策问题上的基本立场是相同的。例如，他们都主张贸易自由化协议、支持强势美元，并认为这是在收入和财富不平等加剧的情况下，降低进口价格和支持工人阶级购买力的一种方式。

历届政府也都尊重美国联邦储备局的独立性，支持其对价格稳定的承诺。每一届政府都奉行温和的财政政策，主要采用刺激措施（减税和增加支出）来应对经济衰退。最后，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政府都与大科技公司、大企业和华尔街关系相对融洽。每一届政府都主持了对商品和服务部门的放松管制，为当今寡头垄断力量在企业、技术和金融部门的集中创造了条件。

再加上贸易自由化和技术进步，这些政策提高了企业利润，减少了劳动力在总收入中所占的份额，从而加剧了不平等。美国消费者受益于这样一个事实，即利润丰厚的企业可以将从放松管制（通过降低价格和低通胀）中获得的一些收益转嫁出去，但事实也仅此而已。

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的经济理论从根本上说都是新自由主义的，反映了对涓滴经济学（译者注：trickle-down economics，常用来形容里根经济学）的隐含信念。但随着特朗普上任，现实开始向更多的体现新民粹主义、民族主义的方向发展，而这些变化在拜登总统的领导下已经具体化了。

特朗普更强硬地奉行保护主义，拜登也在推行类似的民族主义、内向型贸易政策。他维持了特朗普政府对中国和其他国家的关税，推出了更严格的“购买美国货”的采购政策和将关键的制造业部门转移到国外的工业政策。同样重要的是，在贸易、技术、数据、信息和未来产业方面，更广泛的中美脱钩和争夺主导权的竞赛仍在继续。

同样地，尽管拜登没有明确地像特朗普一样要求美元贬值，并威胁美联储为其政策造成的巨额预算赤字融资，但拜登政府也颁布了措施要求美联储更密切地合作。美国实际已经进入了事实上（如果不是法律上）的永久性债务货币化状态——这一政策始于特朗普和美联储主席鲍威尔。

在这种安排下，如果通胀率适度上升，美联储将不得不采取良性忽视的政策，因为替代方案紧缩的反通胀货币政策将引发市场崩溃和严重衰退。美联储的立场变化代表了与1991年至2016年时代的又一割席。

此外，鉴于美国巨大的财政和贸易双赤字，拜登政府已经放弃推行强势美元政策。尽管它不像特朗普那样公开支持美元贬值，但它肯定不会介意货币变化，因为这可以恢复美国的竞争力，并减少激增的贸易逆差。

为了扭转收入和财富的不平等，拜登赞成对工人、失业者、部分就业者和留守者大量直接补贴和降低税收。同样，这是一项始于特朗普政府时期的政策，包括2万亿美元的《冠状病毒援助、救济和经济安全法》 (CARES），以及于2020年12月通过的9000亿美元刺激法案（即新冠纾困法案）。在拜登执政期间，美国又通过了1.9万亿美元的刺激计划，现在正考虑在广义的基础设施上增加4万亿美元的开支。

虽然拜登正在推动比特朗普时期更多的累进税，但其政府提高税收的能力受到了限制。因此，正如特朗普执政时期一样，巨额财政赤字将再次主要由美联储被迫长期货币化的债务来填补。拜登还将引导公众反对特朗普治下的大企业和大科技的回弹。拜登政府已经采取措施，通过反垄断执法、监管改革以及最终的立法来制约企业权力。其目标都是将国民收入的一部分从资本和利润重新分配到劳动力和工资中。

因此，拜登一上任就带着与特朗普相似的新民粹主义经济议程。但这种理论上的转变并不令人惊讶。不平等一过度，无论是左翼还是右翼的政客，都会变得更民粹。另一种选择是让不受控制的不平等引发社会冲突，极端情况下可能是内战或革命。

美国经济政策的钟摆将不可避免地从新自由主义滑向新民粹主义。这一转变虽然是必要的，但也会带来自身的风险。大量的私人和公共债务意味着美联储将继续处于债务陷阱中。此外，经济将容易受到来自逆全球化、中美脱钩、社会老龄化、移民限制、遏制企业部门、网络攻击、气候变化和新冠疫情大流行等的负面供给冲击。

目前，宽松的财政和货币政策可能有助于提高劳动力在收入中的比重。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同样的因素可能引发更高的通胀，甚至导致滞胀（如果这些剧烈的负供给冲击出现的话）。如果减少不平等的政策导致私人和公共债务的增长不可持续，就可能出现我今年夏天早前警告过的滞胀性债务危机。

（作者系鲁比尼全球经济咨询公司首席执行官。版权：辛迪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