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事“动荡”再起，汇丰战略东移“押宝”亚太地区

来源：环球老虎财经app

原创陈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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廉颇老矣，尚能饭否？这或许是当前汇丰银行的真实写照。经历了亚洲人事动荡；欧美业务的颓落；汇丰试图将重心放在亚洲以期重振往日的繁荣。不过当前的汇丰仍要面临对内开源节流换血转型，对外要面对英国脱欧以及与中国内地和美国的复杂关系。

”

6月7日，汇丰宣布，委任前汇丰亚太区环球银行业务主管廖宜建及前汇丰印度区行政总裁Surendra Rosha为汇丰亚太区联席行政总裁，接替退休的王冬胜。王冬胜将转任汇丰非执行主席，以及集团主席杜嘉祺（Mark Tucker）和集团行政总裁祈耀年的顾问。

根据公告，廖宜建与Surendra Rosha将共同主理亚太市场，并同时向祈耀年直接汇报。

这是汇丰首次将亚太行政总裁的职位一分为二。从任命来看，汇丰选择的廖宜建此前一直负责中国市场业务，而Surendra Rosha一直负责印度及周边市场。

这样的组合也可以看出汇丰的“良苦用心”。在面对中国、中国香港与英美的“博弈”中，汇丰亟需一位“懂”中国政经的人物来“破冰”当前的关系，而廖宜建的履历无疑契合汇丰的需求。

王冬胜的离任或许将为此前的亚洲人事“动荡”画上一个句号，同时也是汇丰将重心重归亚洲的起点。

作为香港的资深银行家，王冬胜经历了香港银行业从外资主导，到华资 （港资）繁荣，再到中资崛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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汇丰亚洲人事“动荡”起源

汇丰内部的变动要从现任主席杜嘉祺开始算起。

2017年9月，杜嘉祺从友邦保险跳槽而来，成为集团首次从外“空降”主席。2018年初，范宁进入汇丰董事会，同时履新行政总裁。范宁上任之时，杜嘉祺曾对其寄予厚望，曾称他是“一众内外候选人中的最佳人选”。

2019年8月5日，汇丰控股公告宣布，范宁（JohnFlint）辞去行政总裁和董事职务。执掌汇丰仅仅一年半，这位汇丰老将就和老东家分道扬镳，让外界极为意外。

范宁的离职颇为仓促。以往换帅，汇丰都会在上一任高管卸任前确认接班人，这次不仅并未提前透露风声，也没有明确的继任者。汇丰环球工商金融行政总裁祈耀年（NoelQuinn）火线上任，担任临时行政总裁，并加入董事会担任董事。

据外媒报道称，与杜嘉祺关于开支方面的分歧正是范宁离职的导火索。

在范宁离职的同时，汇丰控股在电话会上表示，今年全年汇丰计划裁员和员工离职赔偿金额预计达到6.5亿-7亿美元，全年计划减少员工数目低于总员工的2%和薪酬的4%。

不过就在范宁离职后的8月9日，汇丰控股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宣布离职。市场传闻这与汇丰此前“配合”美国司法部的调查，导致孟晚舟被捕有关。对于传闻，汇丰中国发布声明称两位高管的离职与华为事件无任何联系。

人事变动只是表面现象，但是表象下的业务已经暗潮涌动。

2019年9月，外资银行获得A类承销资质的不是渣打和汇丰这些早已获得B类牌照的外资银行，取而代之的是巴黎银行和德意志银行。而8家LPR报价行，两家外资行是花旗、渣打。

无论是A类承销资质还是LPR报价行，汇丰银行均不在列。

此外，前特首梁振英也站出来批评汇丰，他说，汇丰银行还未就国安法表态。汇丰的利润主要来自中国，这家自称英资的银行万万不能一边赚中国的钱，一边跟着西方国家做损害中国主权、尊严和人民感情的事。

或许是在巨大的压力下，2020年6月3日，汇丰在自己的公众号上晒出了亚太区总裁王冬胜走上街头，签名支持香港国安法的照片。

而在大洋彼岸的另一边，英美坐不住了，关于王冬胜签名支持“香港国安法”的举动。英国议员质疑，汇丰一方面坚称“不参与政治”，另一方面允许高管“签名支持”。

很显然，汇丰前期的不作为，到后期被质疑，王冬胜在这个局里似乎进退维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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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退两难”的王冬胜

“圣诞钟，买汇丰”这句俗语在香港人尽皆知。

与此同时，作为汇丰亚太区行政总裁，王冬胜的名字在香港几乎家喻户晓。自2003年来，他的亲笔签名就一直出现在香港流通的钞票上。

2005年，王冬胜离开渣打加入汇丰。2005年至2010年期间，王冬胜担任汇丰集团总经理兼汇丰香港的执行董事，负责中国香港中国内地业务。2010年，他被委任为亚太区行政总裁，成为首名任此职位的华人，并在2011年出任汇丰中国董事长。

在王冬胜的领导下，汇丰在内地的发展一直顺风顺水，2015年汇丰成为首家发行个人大额存单的外资银行，2016年在内地发行自家品牌信用卡，2017年汇丰前海证券正式开业，为内地首家外资（港资）控股证券合资公司，而这些标志性事件的背后都有王冬胜的参与。

除了业务发展顺利外，汇丰在亚太地区的税前盈利也随之水涨船高，从2004年的65.49亿美元增长至2020年的128.32亿美元，增长近两倍；对集团的税前盈利贡献占比也从不足四成，增长至如今超过100%，2016年甚至高达194%，填补了汇丰在其他地区的亏损。也就是说其它地区是拖油瓶的角色，而亚太区的表现一枝独秀。

原本在亚太区顺风顺水的汇丰在2017年杜嘉祺“空降”成为集团主席后，人事动荡和地缘政治事件接踵而至。

首先是汇丰因提供文件美国司法部在加拿大拘押了华为的孟晚舟；然后集团CEO范宁、大中华区行政总裁黄碧娟相继宣布离职；不久后汇丰在中国内地的业务“受影响”；最后香港国安法汇丰表明观点却被英美“质疑”。

而在这三年中，王冬胜四处“奔波”。甚至在参加2019年全国两会间隙还接受了记者的采访。

王冬胜说：“中国是汇丰业务发展的重要增长引擎，我们会继续把握中国市场的机遇，进一步发展我们的内地业务。珠三角地区是汇丰中国业务策略重点之一，我们将继续加大投入，力争在2020年实现该地区营业收入倍增。”

作为1980年投身银行业，曾四度出任香港银行公会主席，王冬胜在香港银行界的地位举足轻重。

王冬胜在多个香港特区政府部门、监管咨询机构和行业协会出任公职。此外，他也是全国政协委员。

对于汇丰而言，王冬胜既懂香港市场，又懂中国内地市场，这或许是王冬胜能在汇丰亚洲人事“动荡”中不受波及的“护身符”。然而，其近70岁的高龄以及夹在地缘政治棋局当中的尴尬处境，王冬胜的“退位”似乎一切都是那么顺理成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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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略东移，汇丰“回归”亚太地区的“野心”

王冬胜的“退位”只是汇丰这场人事、战略调整中的一个“缩影”。

此次接任王冬胜的是廖宜建和Surendra Rosha，也是汇丰首次将亚太行政总裁的职位一分为二。

资料显示，现年48岁的廖宜建于1997年加入汇丰，负责集团大中华区和新加坡的外汇、利率及债券市场业务；2005年出任汇丰中国区司库，2013年任汇丰中国环球银行及资本市场总监，2015年4月任汇丰中国行长兼行政总裁，直至2020年4月获委任为汇丰亚太区环球银行业务主管。

Surendra Rosha在金融服务业拥有逾30年经验，他自1991年加入汇丰印度，先后任职于外汇交易和财资销售部门。2005年，他获委任为汇丰印尼环球市场业务主管，之后于2007年调驻中国香港，负责领导汇丰亚太区机构销售团队。2018年7月获委任为汇丰印度行政总裁。

两人将共同管理汇丰亚太区业务，直接向汇丰祈耀年（NoelQuinn）汇报。

廖宜建一直负责中国市场，Surendra Rosha此前一直负责印度及周边市场；显然，两者在业务和区域方面各有强项。汇丰此种设定或许是希望达到1+1>2的效果。这也体现了汇丰对亚太区的重视。

2020年，亚洲交出了一份亮眼的业绩报表，汇丰除税前利润128.32亿，而2019更是高达184.68亿美金。相较于欧洲的亏损报表，在美国的鸡肋，汇丰加码亚洲显然是理智的选择。

此外，为提升亚洲扩张战略的执行力。汇丰将集团投行部、财富管理部和商业银行部的三名全球主管从伦敦调至香港。

4月14日，汇丰正式对内宣布这一决定。分别是汇丰环球银行和市场部联席主管格雷格·盖耶特（Greg Guyett），财富管理和个人银行部行政总裁马励涛（Nuno Matos），以及环球商业银行部行政总裁巴里·奥布莱恩（Barry O‘Byrne）。

这三大部门是汇丰的三大业务支柱。此举显示了汇丰对亚洲市场的重视程度。

不过值得注意的是，亚太区的相关业务此前长期由华人高管掌舵，而外籍高管的空降在分工、合作、谁做主等方面还需要进一步厘清。否则，人事动荡将会再一次上演。

除了人事动荡和战略调整外，汇丰目前仍面临诸多挑战，包括贸易摩擦带来的不确定性；英国脱欧、美国业务发展滞后；以及如何处理香港与内地市场政经关系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