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朱雀基金
弱经济的现实与稳增长的预期，在K线的起伏中激烈博弈。
4月经济数据的回落不出意外，稳增长组合拳连连出击。虽然成交量仍然低迷，A股却少见地走出了一轮独立行情。
俄乌边界的战火还未停歇，点状爆发的疫情仍在反复，逆全球化的脱钩风险、通胀与衰退的隐忧……世界错综复杂，悲观四处蔓延。
《三体》中，三体文明所在的行星系中有3个太阳，它们在相互引力的作用下，发生着极其复杂又难以预测的运动。当三体文明所在的行星被其中的1个太阳引力捕获，他们就进入“恒纪元”。当另外1个或2个太阳将行星夺走，他们就来到“乱纪元”。
在“恒纪元”里，三体世界的太阳正常地升起落下，日夜更替规律，气候温和适宜。一旦进入“乱纪元”，就会在严寒和酷暑间骤变，甚至出现大气层消失的极端情况。
纵观历史长河，我们所处的世界也会经历“恒纪元”和“乱纪元”的切换，和平年代中，穿插着战争、饥荒、瘟疫，但“末日”之后又有新生，如此反复。
我们只是运气太好吗？
科普作家马特·里德利不这样认为：“真正的危险来自变化放缓，人类已经成为一台集体的问题解决机，通过不断变化来解决问题。悲观主义者错用了外推法，以为未来无非就是规模和范围更为庞大的过去。”
噪音充斥的当下，与其陷入猜忌恐慌，不如建立内心的秩序，重拾平静与力量。以下选自《理性乐观派》第9章《转折点》。
有人倾向于认为眼下的悲观情绪是新出现的，是自广岛挨了核弹、切尔诺贝利核电站发生事故之后，人类对技术和进步产生的消化不良。历史却否认了这种看法。悲观主义者从来就无处不在，而且总能得到人们的盛情赞美。
“自从某几本书籍和小册子出版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将近5年，”亚当·斯密在工业革命刚开始的时候写道，“它们佯装要说明国家的财富正飞速衰退、人口减少、农业萧条、制造溃败、贸易破灭。”
以1830年为例，这一年，北欧和北美人民过着前所未有的富裕生活。整整一代人，首次享受到了10年以上的和平岁月，新颖的发明、发现和技术（“technology”，也就是技术这个词，就是这一年刚刚造出来的）层出不穷：蒸汽船、棉花织布机、吊桥、伊利运河、波特兰水泥、电动马达、摄影术、傅立叶分析。
以今之眼光回望，那是一个孕育着各种可能性、正准备爆发进入现代化的世界。要是你出生在那时，你会过上越来越富裕、越来越健康、越来越智慧、越来越安全的生活。
可1830年洋溢着乐观的基调吗？不，它跟今天一样：悲观态度大行其道。
打着“摇摆舰长”旗号的活动家们对待1830年脱粒机的方式方法，跟20世纪90年代对待转基因作物一模一样：使劲破坏。数不尽的人喧嚣着抗议当年刚修通的从利物浦到曼彻斯特的铁路，认为火车经过会令怀孕的马匹流产。
还有人嘲笑火车的速度：“说火车头速度能比马车快2倍，还有什么样的设想能比这更荒唐可笑呢！”《季度评论》叫嚷道：“我们相信，国会会把铁路的速度限制在每小时8~9英里。”（英国教育家阿诺德博士对第一台蒸汽火车的态度比较开明：“我很高兴看到它，我认为，封建时代一去不复返了。”）
1830年这一年，英国桂冠诗人罗伯特·骚塞刚刚出版了一本书，名叫《对话论》。在书里，他想象另一个自己陪伴都铎王朝《乌托邦》一书作者托马斯·莫尔的鬼魂，环行英格兰湖区。
骚塞借由莫尔的鬼魂之口，怒斥英格兰人民的现实选择，尤其是那些离开了带着玫瑰花色彩的乡间农舍、跑到工业化城市沉闷的公寓房和工厂的人。他抱怨这些人的生活条件比亨利八世甚至恺撒和亚瑟王时代还糟糕：
例如，看看城镇和乡村里的平民大众吧——在整个社会里占有庞大的比例！他们的身体欲望得到更好、更轻松的补给了吗？他们少遭受天灾人祸了吗？跟圈地运动没开始、全国一半的地方都是森林时相比，他们的童年、青年和成年时代更快乐了吗？他们老年时过得更舒服了吗？得到更妥帖的照料了吗？……他们的生活条件大大恶化……过去一千年来的改变，（他们）失去的比得到的多啊。
骚塞不光贬低当前，还痛斥未来。他（借助自己虚构的莫尔鬼魂）预测即将发生的苦难、饥荒、文艺和宗教的衰落。
回想起来，这篇声讨文字的发表时机是相当令人欢欣的，不光技术，还有生活水平，都拉开了非凡的大突破序幕，实现了持续整整两百年的空前爆炸。
有史以来第一次，民众的预期寿命飞速提高，儿童死亡率急剧下降，购买力暴增，选择范围越来越大。接下来的几十年里，贫穷的非熟练技术工人生活水平大幅改善。英国工人阶级的实际收入在30年里大致翻了一番，这可是一件前所未有的事情。
世界各国都羡慕地看着英国说：“我也想要那样。”但在反动、保守又怀旧的罗伯特·骚塞看来，未来只会越来越糟糕。
他一定会冲在当代环保运动的最前列，哀叹世界贸易，责难消费主义，为技术感到绝望，渴望回到可爱英格兰的黄金时代，那时候，人们吃着本地产的有机蔬菜，跳着圆舞曲，自己剪羊毛，去度假时不会堵在通往机场的路上。现代哲学家约翰·格雷就跟骚塞的意见一样，他说开放式的经济增长是“摆在受苦受难的人类面前最庸俗的理想”。
麦考莱在1830年说：“我们没法斩钉截铁地证明，那些说我们的社会已经到达转折点、我们好日子已经到头了的人错了。但此前所有这么说的人，全都明明白白地错了。”所以，也可以说，那以后这么说的人也都错了。
每一代的悲观主义者似乎都碰到了决定性时刻、引爆点、阈值和极点。每10年总有一轮新的悲观主义者冒出来兴风作浪，面不改色地断言说，自己站在了历史杠杆的平衡点上。
1875~1925年这整整50年里，欧洲人生活水平飙升至从前难以想象的水平，电力、汽车、打字机和电影、互助协会和大学、室内厕所和疫苗纷纷朝着民众的生活施加改良的影响力，知识分子却仍然沉迷于衰退、堕落和灾难。就像麦考莱说的那样，他们一次次地哭诉，社会到了转折点了，我们的好日子到头了。
这是我们全体都具有的一种无意识认知失调。关于社会和人类物种的未来，人天然地觉得前途黯淡。与之伴随的是人类对风险的厌恶性：大量文献都证实，人们对输掉一笔钱的厌恶感远远比赢得同一笔钱的欣喜感要强烈。悲观基因似乎比乐观基因更常见。
只有20%的人具有显性的羟色胺转运体长基因，具有这种基因的人，往往天生就爱往光明的一面看。
天空时不时飘来乌云，但每一朵乌云都镶着金边。里德利在《理性乐观派》结语写道：
历史本身并不是圆圈，而是螺旋向上的。好坏双方的能力都不断增长，并通过永不改变的个人性格展现出来。故此，尽管会出现许多挫折，尽管个体的不变本性也在演进，可人类这一种群却会继续扩展并丰富自身的文化。21世纪会是值得活一次的宏伟时代。
大胆做个乐观派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