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管涛
□针对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带来的突出问题,相关部门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显然已超出了传统财政货币政策的范畴。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重申,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确保交通物流畅通,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抗疫保供企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转。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地无疑将对二季度经济恢复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预计,财政政策将保持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货币政策除了靠前发力外,还要综合运用总量和结构工具适时加力,二季度降准降息仍值得期待,美联储的货币紧缩不会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掣肘。
□政策底能否催生经济底、市场底,一方面,取决于在坚持动态清零,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前提下,稳增长的政策能否落地生效;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能否经受住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转向尤其是美联储超预期紧缩,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挑战。
今年以来,俄乌局势紧张和疫情多点散发两个突发因素,对我国经济发展造成超预期冲击。值得指出的是,应对疫情蔓延和俄乌局势紧张带来的冲击不仅是中国的“必答题”,也是两道世界性难题。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出积极的稳预期信号,使市场信心全面得到提振。针对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带来的突出问题,相关部门所采取的政策措施显然已超出了传统财政货币政策的范畴。这些政策措施的落地无疑将对二季度经济恢复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人民币汇率近期走出宽幅震荡行情
4月份,人民币汇率出现较快调整,其中4月20日至4月29日中间价出现“八连跌”。当月,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和收盘价分别下跌4.1%和3.7%。而就在3月初,人民币汇率还升至6.30 附近,刷新近4年来的高位。
于是,近期市场开始出现人民币破7说或贬值趋势说,然而汇率涨跌是常态,比如,这两年盛行的美元中长期贬值说,正因目前美元指数创下20年新高而沦为笑柄。
4月29日,外汇市场就上演了大反转。当天,离岸市场人民币汇率(CNH)最低跌破了6.69,离6.70仅一步之遥。但是,4月29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加码稳增长政策,提振了市场信心,CNH迅速展开反弹,夜盘收在6.6414。当天,在岸市场人民币汇率(CNY)一度跌破6.65后也出现快速反弹,午盘收在6.5866,夜盘收在6.6080。
从两个高频数据看,央行于4月25日晚出台的拟下调金融机构外汇存款准备金率的措施,在一定程度上也给人民币汇率急跌的势头降了温。一是境内银行间市场即期询价外汇成交量显示,4月20日至4月25日的日均成交量为367亿美元,较4月1日至4月19日放量83%;4月26日至4月29日的日均成交量为326亿美元,较4月20日至25日回落11%。二是1年期无本金交割远期(NDF)隐含的人民币汇率贬值预期显示,4月20日至4月25日的日均幅度为1.27%,较4月1日至4月19日上升0.85个百分点;4月26日至4月29日的日均幅度为0.88%,较4月20日至4月25日回落0.39个百分点。
当然,这并不意味着人民币汇率的这波调整已经结束。实际上,“五一”小长假之后,人民币汇率延续了震荡行情。5月5日,人民币汇率中间价大幅上涨,6日又继续下跌,中间价和收盘价均跌破6.60。然而,同期境内银行间市场即期询价日均外汇成交量为288亿美元,较4月20日至4月25日下降17%,显示人民币汇率延续调整并未加剧市场波动。
“8.11”汇改特别是2019年8月人民币破7之后,随着汇率形成机制市场化程度提高,企业已逐渐适应人民币汇率有涨有跌的双向波动,并且恰恰是由于汇率水平变化快,有助于及时释放压力、避免预期积累。
在4月份的汇市调整中再度出现了“股汇双杀”。当月,上证综指、深成指和创业板指数分别下跌6.3%、9.1%和12.8%,其中在4月20日至4月29日人民币汇率急跌期间,三大股指分别下跌4.6%、5.3%和5.5%。但是,在当月沪深港通项下,外资由上月累计净卖出451亿元转为净买入63亿元。其中,外资在4月20日至4月29日累计净买入75亿元,扭转了4月中旬累计净卖出的局面。
显然,汇市和股市的回调给了外资逢低买入的机会。其实,汇率变化是把“双刃剑”,无论涨跌均有利有弊。据Wind数据统计显示,去年因人民币汇率强势,有超过2600家A股公司产生汇兑损失近358亿元,有818家公司产生汇兑收益约205亿元,合计汇兑净损失约153亿元。最近,人民币汇率急跌也会使一些海外出口占比较高的上市公司明显受益。
高效统筹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助力稳增长
4月29日,国内股市、汇市均出现了久违的大幅反弹。当日,三大股指分别上涨2.4%、3.7%和4.1%;人民币汇率收盘价较上日回升0.4%,较当日中间价升值0.5%。这主要是因为当日召开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传递出积极的稳预期信号,使市场信心全面得到提振。
这次政治局会议在肯定经济运行总体实现平稳开局的同时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和乌克兰危机导致风险挑战增多,我国经济发展环境的复杂性、严峻性、不确定性上升,稳增长、稳就业、稳物价面临新的挑战。
今年以来,俄乌局势紧张和疫情多点散发两个突发因素,对经济发展造成的超预期冲击,加之世界经济复苏放缓,全球粮食、能源等大宗商品价格大幅波动,市场主体经营困难明显增加,经济循环畅通遇到新的制约,国内经济新的下行压力进一步加大。3、4月份,制造业和非制造业PMI连续低于荣枯线,3月份城镇调查失业率尤其是16至24岁调查失业率继续攀升。
面对重症和致死率低但隐匿性强、传播速度快的奥密克戎变异株,防控的难度增加、成本上升。为此,4月2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首次提出疫情要防住、经济要稳住、发展要安全,特别指出要根据病毒变异和传播的新特点,既要最大程度保护人民生命安全和身体健康,又要最大限度减少疫情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
近期国内疫情多点散发带来的突出问题是,一些地方的疫情管控措施升级造成部分物流受阻、供应链断裂。对此,相关部门已及时采取措施积极应对,以保障国内国际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国内国际物流畅通。4月7日,交通运输部召开物流保障协调工作机制会议,研究部署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4月10日,国务院联防联控机制印发《关于切实做好货运物流保通保畅工作的通知》。4月18日,国务院副总理刘鹤出席全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电视电话会议,要求努力实现“民生要托底、货运要畅通、产业要循环”;针对供应链金融问题,会议表示要通过2000亿元科技创新再贷款和用于交通物流领域的1000亿元再贷款撬动1万亿元资金,建立汽车、集成电路等重点产业和外贸企业白名单。同一天,央行、外汇局印发《关于做好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金融服务的通知》,出台23条举措,从支持受困主体纾困、畅通国民经济循环、促进外贸出口发展三个方面来加大金融服务实体经济的力度;交通运输部出台十项措施保障物流畅通,促进产业链供应链稳定。
上述政策显然已超出了传统财政货币政策的范畴。4月2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重申,要坚持全国一盘棋,确保交通物流畅通,确保重点产业链供应链、抗疫保供企业、关键基础设施正常运转。这些政策措施无疑将对二季度经济恢复起到重要的支撑作用。
政策多点发力支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早在疫情发生前,我国经济就已经面临下行压力。2019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强调,我国正处在转变发展方式、优化经济结构、转换增长动力的攻关期,结构性、体制性、周期性问题相互交织,“三期叠加”影响持续深化,经济下行压力加大。
今年,疫情反复叠加百年变局加速演进,造成新的经济下行压力。今年政府工作报告确定了5.5%左右的经济增长预期目标,这是在高基数上的中高速增长,体现了主动作为,需要付出艰苦努力才能实现。现在,前述两个突发因素的超预期冲击增加了目标的实现难度。但是,4月2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明确要求,要加大宏观政策调节力度,扎实稳住经济,努力实现全年经济社会发展预期目标,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
4月2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提出,要加快落实已确定的政策,实施好退税减税降费等政策,用好各类货币政策工具;抓紧谋划增量政策工具,加大相机调控力度,把握好目标导向下政策的提前量和冗余度。预计,财政政策将保持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货币政策除了靠前发力外,还要综合运用总量和结构工具,适时加力,二季度降准降息仍值得期待,美联储的货币紧缩不会成为央行货币政策的掣肘。至于谋划增量工具,把握好政策提前量和冗余度,则体现了针对新情况新问题研究准备预案的具体要求。
4月29日召开的政治局会议还积极回应市场关切,部署了以下重点工作:一要发挥有效投资的关键作用,强化土地、用能、环评等保障,全面加强基础设施建设;二要发挥消费对经济循环的牵引带动作用;三要对受疫情严重冲击的行业、中小微企业和个体工商户实施一揽子纾困帮扶政策;四要做好能源资源保供稳价工作,抓好春耕备耕工作;五要稳定和扩大就业,组织好重要民生商品供应,保障城市核心功能运转,稳控安全生产形势;六要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支持各地从当地实际出发完善房地产政策,支持刚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优化商品房预售资金监管,促进房地产市场平稳健康发展;七要稳步推进股票发行注册制改革,积极引入长期投资者,保持资本市场平稳运行;八要完成平台经济专项整改,实施常态化监管,出台支持平台经济规范健康发展的具体措施;九要坚定不移深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加快实现高水平科技自立自强,建设强大而有韧性的国民经济循环体系;十要积极回应外资企业来华营商便利等诉求,稳住外贸外资基本盘。
值得指出的是,应对疫情蔓延和俄乌局势紧张带来的冲击不仅是中国的“必答题”,也是两道世界性难题。今年一季度,因受到新冠病毒病例激增、通胀飙升和俄乌冲突的影响,美国经济环比折年率超预期负增长。3月底,由于俄乌冲突导致能源价格和通胀水平上升,德国将今年的经济增长预期大幅下调至2.2%。日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也调低了世界经济增长预测,其中将欧元区增长预期一次性下调了1.1个百分点。
对于中国经济,今年政策环境对市场比较友好,但是政策底能否催生经济底、市场底,一方面,取决于在坚持动态清零,高效统筹疫情防控和经济社会发展前提下,上述稳增长的政策能否落地生效;另一方面,还取决于能否经受住发达经济体宏观政策转向尤其是美联储超预期紧缩,以及地缘政治风险上升的挑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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