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标题财政政策更能发挥稳经济作用！中银证券管涛：降准为应对更大的挑战预留了政策空间

文孙翔峰

编者按：最近，国内外新冠肺炎疫情、国际地缘政治、大宗商品市场等变数陡增，给中国经济增长和全球经济复苏带来新的重大挑战。国务院金融委“3·16”会议以及国常会“3·21”会议均明确提出，要采取有针对性措施稳定预期，稳定资本市场发展。信心比黄金更宝贵，证券时报·券商中国3月27日起推出各方建言“提振市场信心 稳定资本市场”系列报道，通过广泛采访证券界、基金界、创投界等机构人士，专家学者以及上市公司、企业界代表，倾听市场声音，汇聚各方智慧，凝聚更多共识，共同为稳定资本市场贡献力量！

券商中国记者日前专访了中银证券全球首席经济学家管涛。据新华社报道，4月7日国务院专家和企业家经济座谈会召开，管涛出席经济形势座谈会并发言。

管涛对于国内的货币政策、地产行业、美联储紧缩等问题发表了看法。对于央行4月15日的降准，管涛认为，降准幅度略低于市场预期。但这次全面降准，他认分析，一方面是释放了稳增长适时加力的政策信号，另一方面也是为应对更大的困难和挑战预留政策空间。

当前国内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近期疫情反复对于经济的冲击显著。管涛认为，在当前市场预期转弱、民间投资消费意愿不高的背景下，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能发挥更有效的作用。预计二季度财政政策的重点是靠前发力，保持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把“两会”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收支执行好。

对于美联储紧缩，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存在不同的情景，管涛认为也不全是坏事情。他称，预案比预测重要，要在加强监测分析的基础上拟定应对预案，提高政策响应能力，因势利导、趋利避害。

降准幅度低于市场预期

券商中国记者：央行4月15日宣布，决定于2022年4月25日下调金融机构存款准备金率0.25个百分点（不含已执行5%存款准备金率的金融机构）。此次降准是否符合您的预期，为什么？

管涛：4月13日召开的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到，针对当前形势变化，适时动用降准等货币政策工具，14日央行新闻发布会也预告降准。因此，此次降准市场已有充分预期。

但是，降准幅度略低于市场预期。往常，中国全面降准通常是50个基点，少数情况下也是100个基点，这次降准25个基点是史上首次。

此次小幅降准，应该是因为当前银行体系流动性比较充裕。4月初至15日，日均DR007为1.91%，较上月日均水平回落了19个基点，且低于同期7天逆回购利率19个基点，可见银行体系不缺流动性，缺的是有效需求，“融资难”而非“融资贵”才是市场主体面临的主要困难。从这个意义上讲，这次全面降准，一方面是释放了稳增长适时加力的政策信号，另一方面也是为应对更大的困难和挑战预留政策空间。

券商中国记者：在降准的同时，市场也认为，当下货币政策或受到内外较多因素制约，您认为当下制约国内货币政策的主要因素有哪些？美联储进入紧缩周期是否会对国内货币政策带来较大影响？

管涛：近期，受中美通胀走势分化和货币政策错位的影响，中美利差快速收敛并出现阶段性倒挂，市场担忧这可能掣肘央行货币政策。此前，央行多次强调，大国货币政策对内优先，日前在一季度金融统计数据新闻发布会上，央行有关部门负责人又再次重申“以我为主”的立场，主要根据国内经济形势，把握好稳健货币政策实施的力度和节奏。

当下我国通胀压力温和可控，这也为货币政策宽松创造了空间，更好地服务于稳增长。但同时看到，最近大宗商品价格持续上行，粮食、能源价格高涨，叠加前期低基数效应逐渐消退，后续可能要关注国内输入型通胀的风险，这可能是下半年货币政策的重要考量。

美联储紧缩不会改变中国货币政策“以我为主”的总基调。目前美联储已经开启加息进程，紧缩预期不断强化，而中国此次降准也表明，宽松取向不改，政策会就国内经济形势变化适时加力。近年来，人民币汇率弹性增加，汇率逐渐灵活能更好发挥汇率调节宏观经济和国际收支自动稳定器的功能。利率政策负责对内平衡、汇率政策负责对外平衡。当然，也要密切监测国际宏观经济金融形势，及时拟定预案，稳妥应对外部环境变化的冲击。

券商中国记者：您对年内货币政策有哪些展望，未来是否会多次降准或者降息？

管涛：实施稳健的货币政策，要发挥结构和总量的双重功能。总量工具来看，去年下半年以来，已经累计三次降准和一次降息，一季度金融数据总量超出预期，市场利率也稳中趋降。央行后续是否降准降息，应该会基于市场流动性的整体状况做出判断。

如前所述，当前货币政策的主要症结不在宽货币，而是资金需求不足，导致宽信用环节传导不通畅。而且，疫情对实体经济不同行业造成的影响是非对称的，后续结构性货币政策更能做到定向支持、精准滴灌。

比如，最近央行新创设了科技创新、普惠养老、交通物流领域的专项再贷款，进一步支持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融资，还有普惠小微贷款支持工具、支农支小再贷款等，可以加大纾困和就业兜底等保障力度。

财政政策更能发挥稳经济作用

券商中国记者：当前国内经济面临诸多挑战，特别是近期疫情反复对于经济的冲击显著，您认为，除了货币政策之外，当宏观层面还可以采取哪些手段来稳定经济增长？

管涛：今年一季度国内经济复苏遭遇疫情多地散发，外部环境更趋于复杂严峻。一季度GDP增长4.8%，大致符合市场预期（万得一致预期为4.77%），但此次疫情主要是集中在3月中下旬，实际影响可能存在滞后。这意味着从二季度开始，宏观政策要加大对经济稳增长的支持力度。

尤其是，在当前市场预期转弱、民间投资消费意愿不高的背景下，相比于货币政策，财政政策更能发挥有效的作用。结构性财政政策可以针对经济痛点、堵点发力，可以帮助企业和家庭改善现金流。预计二季度财政政策的重点是靠前发力，保持支出强度、加快支出进度，把“两会”审议通过的财政预算收支执行好。

此前，总理在经济形势专家和企业家座谈会上也指出要主动作为、应变克难，着力稳增长，保持经济运行在合理区间主要是稳就业、稳物价。就业是最大的民生，相关部门也在不断研究并采取措施，具体有落实落细企业稳岗政策，强化高校毕业生就业服务，支持以创业带动就业，加强再就业的培训，扩大失业保障范围等；稳定物价的关键是保证粮食生产、能源保供和物流畅通。

券商中国记者：当下国内地产行业整体比较低迷，市场对于地产行业监管政策继续边际宽松有较大预期，资本市场也有显著反应，您认为地产行业的政策是否需要向宽松方向进一步调整？对于促进地产行业平稳发展有哪些具体的建议？

管涛：去年底中央经济工作会议已提出，坚持“房住不炒”的定位，加强预期引导，探索新的发展模式，因城施策促进房地产业良性循环和健康发展。“3.16”国务院金融委会议进一步提出，关于房地产企业，要及时研究和提出有力有效的防范化解风险应对方案，提出向新发展模式转型的配套措施。

中国实施的房地产政策是“因城施策”，现在多了一条政策，即“一企一策”，力图稳定房地产供需两端的结构性矛盾。目前，我们看到一些房地产价格下行压力较大的城市已经逐渐放开限购政策。商品房预售金监管政策也有所调整，缓解房企流动性压力。多地强化信贷支持，放宽二套房限贷、引导下调房贷利率，以及鼓励并购和防止无序出清。同时，房企也在积极自救。

现在，一方面要适时跟进评估房地产调控政策边际调整的效果，另一方面要关注是居民购房意愿变化。从一季度央行的居民问卷调查可以看出，当前消费意愿较低，房子也是一种消费。房地产是顺周期行业，经济下行压力较大和买房意愿低是并存的。后续可能需要动态调节房地产政策的调控节奏和力度。

应对美加息预案比预测重要

券商中国记者：美联储进入紧缩周期一直是市场关注的重点，目前来看，美联储加息和缩表的步伐有可能进一步提速，您对美联储后续紧缩的节奏和空间如何判断？

管涛：3月份，美联储已开启加息进程。由于通胀压力居高不下，美国3月最新CPI数据为8.5%，续创四十年新高。近日来，美联储多位官员密集做出鹰派表态，决心控制通胀，货币紧缩预期持续发酵，驱动美债实际收益率迅速上行，接近转正，美元指数也时隔两年突破100关口。根据CME美联储观察工具，截至4月17日，美联储5月份加息50bp的概率超过91%，加息同时还要开启缩表。

市场现在基本预期，美联储要在今年底将利率升至2.25-2.5%的中性水平，以实现货币政策正常化。

但同时也看到，近期美国长短国债收益率也出现倒挂，如果倒挂现象持续，预示着美国经济滞胀的风险。美联储现在有可能尽快把利率加上去，腾出政策空间，一旦经济衰退，会再把利率降下来。

券商中国记者：美联储加息对于中国跨境资产流动、人民币汇率走势会带来哪些影响，中国如何应对这些影响？

管涛：我们预计美联储加息大致分为四个场景或者阶段：

一是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的溢出影响温和，中国外资流入减少，人民币汇率升值压力减轻。现在中国已经顺利度过了缩减购债第一个阶段造成的溢出影响，人民币下半年整体强势，今年以来人民币大致稳定，有升有贬，双向波动。

二是发达经济体更大力度的货币紧缩，经济金融震荡加剧，中国出现阶段性资本外流、贸易顺差减少，人民币汇率双向波动。由于此次发达经济体是财政货币刺激双退坡，叠加地缘政治冲突，政策转向引发这种情形的概率不低。

三是发达经济体货币超预期紧缩，引发金融危机、经济衰退，中国出现更大规模资本外流、贸易顺差扩大，人民币汇率重新转弱。

四是危机后，发达经济体重回货币宽松，如果中国能够保持经济复苏的全球领先优势，有望扮演“避风港”角色，吸引更多外资流入，人民币汇率更加强势。

从外汇市场来看，国家层面上的风险并不大，现在外债指标、民间货币错配程度等均比2015年“8.11”汇改时有较大的改善，抗风险能力增强，而且也经受住了市场压力的测试。

另外，近两年中国庞大的货物贸易和银行结售汇顺差没有全部转化为外汇储备积累，而是变成企业和银行持有，这增强了民间国际清偿能力，相当于二级外汇储备，是应对跨境资本流动的另一层“安全垫”。

发达经济体货币紧缩对中国的溢出效应存在不同的情景，也不全是坏事情。预案比预测重要。要在加强监测分析的基础上拟定应对预案，提高政策响应能力，因势利导、趋利避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