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政策、募资、退出等方面的推动下，天使投资正在迎来利好，其中医疗健康领域有多只行业专注的天使基金出现。

21世纪创新资本研究院研究员 赵娜

天使投资固然不易，但能带来的价值，注定了它不会消亡。

近年来私募股权投资领域的投资风口不断变化，基金募资难却是老生常谈的话题。2021年的情况略有改善，与资管新规前却也相去甚远。

根据清科旗下私募通的统计，2020年国内股权投资市场募资难趋势延续，新募集总金额11971.14亿元，同比下降3.8%。2021年上半年新募集金额同比微升，但仍处于近三年较低水平。

天使基金的募集看起来更为艰难。据私募通数据，2021上半年早期投资机构募得58.94亿元，平均募集规模同比下降8.5%、环比下降34.2%。清科对“早期投资机构”的界定是专注于投资早期、种子期企业股权的机构。

惨淡募资数据的另一面，是天使投资领域自2020年开始接连迎来积极信号。

从募资端看，2020年以来有多只大型天使母基金开始扩容或设立。从政策端看，多部门鼓励设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早期项目。从退出端看，除已带来显著利好的港交所18A章、上海科创板，设立北京证券交易所的消息已得确认。

21世纪创新资本研究院发现，在前述政策、募资、退出等方面的推动下，天使投资正在迎来利好，其中医疗健康领域有多只行业专注的天使基金出现。

医疗健康天使基金的“从0到1”

先把时针回拨到2014年。这一年是中国私募股权投资行业VC2.0时代的开启。多家如今已经步入一线甚至顶级机构的创投团队在那一年正式扣动投资扳机。

当时私募股权投资行业的募资环境向好，很多老牌投资机构的中坚力量开始独立创业。除了基金创始人和创始团队的卓越过往业绩，他们还有一大特点，就是在投资领域上的专注。

VC2.0一代的医疗健康基金和老牌机构的医疗投资团队共同成为生物医药领域的资本猎手，随着港交所18A新规的推出，加之A股市场科创板、创业板注册制的落地，这些投资机构和他们的医疗投资人收获颇丰。

前述投资机构中很多受益于行业进场早、投资出手早。但另一方面，当时的募资、退出环境仍尚难支撑医疗健康或生物医药天使基金的大量出现。有能力进行“从0到1”投资的机构多以预留一定资金比例配置到天使阶段的方式进行。

填补了医疗健康天使基金空白的是2015年8月成立的薄荷天使基金。薄荷天使基金最早的出资方包括恒瑞医药、药明康德、先声药业、泰格医药和飞翔集团等。

数年后，薄荷天使基金已走到第三期。根据恒瑞医药今年7月发布的《关于投资合伙企业的公告》，薄荷基金三期的规模将不低于2.6亿元，出资人包括恒瑞医药、先声药业、齐鲁制药等。

最新的趋势性变化发生在2020年。这一年，深圳天使母基金的规模从50亿元扩容到100亿元，成为国内规模最大的天使母基金。进入2021年后，苏州、常州、东莞、广州等地相继设立或提出设立天使母基金，基金量级均以“十亿”为单位。

对于发起设立天使母基金的政府机构来说，他们的资金能够通过引导基金模式实现放大效应，一方面支持当地早期项目快速发展，另一方面吸引更多优质项目落地。

天使母基金的加速进场，让专注在医疗领域的天使投资基金在募资端迎来可能。21世纪创新资本研究院发现，深圳天使母基金、苏州天使母基金、苏州工业园区天使基金等都已为专门的医疗健康天使基金甚至生物医药天使基金出资。

为天使基金提供活水的不仅有政府部门，还有科研院所。2018年，中科院科技成果转化母基金一期基金落地武汉。2020年12月，国科控股和广东省科技厅达成合作，计划在广州设立二期基金，基金规模为60亿元。

元生创投合伙人李国春认为中国生物医药领域的早期投资正处于拐点。一方面，创业者和投资人看好中国药企对外授权（license-out）交易的机会。另一方面港交所推出第18A章、上交所科创板落地和近期北京证券交易所的信息都为投资机构带来信心。

“国家做这件事不只是为了医药，但医药肯定是很大的受惠者。”李国春分析说，政府通过资本市场改革不断为产业注入活力。诸多利好之下，生物医药产业正在迎来不同背景的早期投资方。

生物医药天使基金元年

随着天使母基金的正向反馈效应逐步体现，各地设立母基金为早期基金出资的热情继续高涨。

募资端的障碍逐步打破后，本土市场开始有更多专注在大健康领域的天使基金出现，他们中的一些进一步专注在生物医药产业。

市场上关注生物医药领域的天使基金大致可以分为四类，医疗背景深厚的PE/VC机构成立的天使基金、产业企业成立的天使基金、科研院所成立的天使基金和具有物理载体空间的生物医药孵化器。

一、不仅是传统意义的天使投资机构，包括综合型PE/VC基金、医疗行业PE/VC基金和其他金融机构，都在进场天使投资、或加大在天使投资阶段的配置。

据《科技日报》去年12月的报道，本土知名机构、大院大所针对苏州重点产业投资意愿强烈，元生创投、东吴证券、苏州医工所等均发起设立针对生物医药、高端医疗器械的天使基金。

21世纪创新资本研究院了解到，2020年以来，在医疗健康领域业绩卓著的元生创投连续设立了三只天使基金，得到深圳天使母基金、北京市科技创新基金和苏州天使母基金等的出资。

二、过往市场上不乏礼来、阿斯利康等跨国企业和恒瑞医药等本土巨头以产业基金的方式进行项目布局。今年以来，产业企业的资本触角进一步延展到天使投资阶段。

产业背景天使基金的核心诉求包括丰富产品管线、追踪和投资优秀初创企业等，能够为标的企业提供产业赋能，加快被投企业的研发速度，甚至协助初创公司解决销售等问题。

今年7月，亚盛医药发起成立亚盛天使基金，专注生物医药产业早期投资，投资领域包括但不限于蛋白降解疗法、抗体偶联药物、双抗药物、mRNA及细胞治疗等创新技术领域。

亚盛天使基金将落户亚盛医药位于苏州的全球总部。亚盛医药总部可执行从药物发现到药物临床的全流程，承担新靶点小分子靶向抗肿瘤药物自主设计、优化、筛选、研究、开发与转化职能。这一平台将有望为基金所投企业提供丰富的孵化资源。

三、科研院所是原始创新成果的重要聚集地，通过包括转化基金在内的方式激发体制内创新活力，可以促进科技成果转化、加速科技成果产业化。

2019年6月，广东省南山医药创新研究院作为牵头机构设立规模为2亿元的科技成果转化基金，重点投资生物医药及相关领域的科研机构、新型研发机构、高校的科技成果转化项目。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当时的报道，该基金将通过聚焦在穗高校、科研机构优势技术领域，采用“企业+技术+资本+中介机构”的模式，整合技术转移体系和风投资本对接体系，联动省、市、区相关产业基金，实现科技成果供需双方“精准对接”，促进科技成果高效转移转化，推动产学研深度融合。

四、国内多地的生物医药孵化器早已有之。这些孵化器作为产业创新载体，成为连接初创企业和市场的桥梁。

近年来不仅有地方政府规划设立的生物医药孵化器、专业运营机构创办的孵化器，一些产业企业也加入到生物医药孵化器的运营中。他们不仅入驻团队提供实验室、办公场所和公用设施，也以自建或合作的方式配套有投资基金。

在生物医药投资人看来，不同背景的投资者具有不同的优势和资源禀赋。在早期阶段更多的是各方共同孵化、共同投资，在推动产业发展的同时实现共赢和多赢。

本次报告也将市场上的一些科技成果转化基金纳入统计范围，对这类基金管理人而言，天使投资基金是推动科技成果转化的抓手之一。除了提供资金以外，他们在打造的是“创新+产业+资本”平台。

发起科技成果转化基金不仅有政府机构和科研院所，也有来自产业、投资等背景的机构。

8月24日，由上实集团发起、上实资本管理的上海生物医药创新转化基金正式启动，专注生物医药产业“从0到1”阶段的投资机会。

上海生物医药创新转化基金总裁郭秋杉认为，管理早期投资基金要更多关注前沿技术和趋势。他说：“我们更多的技术判断和评估来源是文献、真实世界的数据以及临床等。这些是我们作为重要决策（参考）的信息。”

初创企业生态中的资本力量

在讨论生物医药产业创新发展的议题时，来自政府、产业、学术、投资界的人士常会提到“波士顿模式”或“波士顿经验”。

在业界看来，波士顿生物医药产业的发展根源于研发能力与政策支持，由高校科研、顶级院所与资本加持，以及良好的创新创业环境三个核心要素共同组成。

中国科学院生物物理研究所副所长许航曾分析说：“科技成果转化是一个长期和系统性的工作，它的难点不仅仅在于每个转化项目的个性化需求、长期投入，更在于整个科技成果转化生态的打造，而这恰恰是决定我们科技成果转化事业能走多远的关键因素。”

在资本方面，有生物医药投资人提供了这样一组数据：美国早期基金占比为30%，波士顿地区早期基金占比则达到50%；反观中国市场，现阶段这项指标对应的比例只有11%。

深圳天使母基金张银中等在《关于美国天使投资发展现状的思考》中写道，中国全社会天使投资占GDP比重仍远远落后于美国、以色列等发达国家。他们提出建议：在风险可控的前提下，借助社保基金的规模优势，允许社保基金等配置一定比例的天使投资；鼓励险资、银行资金等以适合比例投资天使基金；创新天使类投资机构募资方式，包括但不限于上市、发行企业债等固定收益产品；健全优化政府引导基金持续投入机制，探索设立天使投资长青引导基金，支持天使投资行业长期发展。

值得欣喜的是，政府部门、产业企业、投资机构、科研院所都在积极参与到初创企业生态的构建中，天使投资基金成为他们推进工作的方式之一。

今年7月，发改委发布《关于推广借鉴深圳经济特区创新举措和经验做法的通知》，其中提到“发挥政府投资杠杆作用组建早期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具体包括：以政府投资撬动社会资本，按照市场化、法治化原则，成立创业投资引导基金，构建引领和促进科技创新的风险分担机制。按照“全球化遴选顶级管理人、全球化引进早期硬科技、全球化招募合伙人、全球化让渡属地收益”的经营理念，成立完全市场化运作的早期创业投资子基金，引导社会资本投向早期创业类项目和种子期、初创期企业。创业投资引导基金对子基金在项目投资过程中的超额收益全部让渡，同时最高承担子基金在一个具体项目上40%的投资风险，助力种子期、初创期企业跨越“死亡谷”。

天使基金上游资金的闸口逐渐放开，投资机构还需要更为多元化的退出渠道。

政府方面已经开始行动。2020年4月，苏州发布的《全力打造苏州市生物医药及健康产业地标实施方案（2020-2030年）》提出，对标并借鉴美国“波士顿经验”，构建具有苏州特色的生物医药产业生态体系。

在这份方案中，苏州方面不但在金融资本支撑方面提出发起设立生物医药产业投资系列子基金，还在积极推进企业兼并重组方面写明，鼓励各类投资者通过股权投资基金、创业投资基金、产业投资基金等形式参与企业兼并重组。

李国春表示，期待本土并购市场能够更加活跃，这样创业公司可不必一味追求上市，产业生态也会向更良性的方向发展。

（本文系21世纪创新资本研究院医药健康行业投融资研究系列成果）

（编辑：林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