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予柯,上海财经大学金融学硕士,14年从业经历,10年固收多策略投资管理经验,其中有6年公募基金管理经验。现任广发基金混合资产投资部基金经理,管理广发安宏回报、广发稳裕、广发招泰等产品。
今年以来,A股市场震荡加剧,定位于波动相对较小、追求稳健收益的“固收+”策略基金获得了稳健型投资者的青睐。据Wind统计,截至8月20日,今年以来共有472只“固收+”基金成立(不同份额分开计算),总募资规模达到3929亿元,远超去年全年的发行规模。去年全年,“固收+”基金成立总数为219只,发行总份额约3745亿。
从投资角度看,“固收+”策略的执行并不容易。一方面,产品中涉及多资产、多策略;另一方面,产品的目标客户是中低风险偏好的投资者,他们既不愿承担较大的净值波动,又希望能获得超过银行理财产品的收益。基于此,如何选择细分资产,如何有效控制回撤,如何将不同的策略进行融合,是对基金经理的综合考验。
王予柯拥有14年从业经历,超10年固收多策略管理经验,在股票、债券、衍生品等多类资产均积累了丰富的投研经验。截至7月31日,王予柯管理超2年的广发安宏回报和广发稳裕混合的任职回报分别为49%、19.09%,任职年化回报分别为7.43%、8.75%。其中,广发安宏回报在2016年至2020年的5个完整年度均获得正收益。
据悉,9月1日至9月14日,拟由王予柯管理的新产品——广发稳睿六个月持有期混合型基金(A类:012943,C类:012944)将在广发银行、广发基金直销等渠道发行。该产品是混合型基金,股票资产占基金资产的比例为0%-30%,其中投资于港股通标的股票不超过股票资产的50%。
两大投资框架配合 追求绝对收益
我采用两大投研框架管理“固收+”组合:配置框架确定大类资产的配比,交易框架把握大级别的拐点交易性机会。
问:作为较早聚焦“固收+”策略的投资人,您如何看待这类产品?
王予柯:“固收+”,也就是固收多策略的产品。这类追求稳健回报的产品,主要采用的是绝对收益的考核机制,即对每一年的收益和最大回撤都有明确的要求。在此基础之上,相对收益也占有一定比重的考量,希望在连续两三年获得较好的累积收益。
我管理的偏债混合产品,风格偏向于追求绝对收益,这一点跟我的从业经历有关。2007年毕业后,我进入基金行业,从事债券研究、交易工作,风险偏好比较低。2011年到2015年,我管理的是追求稳健回报的企业年金、债券专户等偏绝对收益性质的产品。
这些早年的从业经历,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我在公募基金产品的投资风格。虽然说公募基金大多属于相对收益产品,但我在理念上是以绝对收益为目标。总体而言,“固收+”产品比较适合风险承受力相对较低、或者风险偏好比较低的机构及个人投资者,属于波动较小、中长期收益还不错的产品,可以作为银行理财替代的一种选择。
问:您说“固收+”是固收多策略产品,它的主要收益来源是什么?
王予柯:采用固收多策略的基金大多是偏债混合产品,以纯债资产为底仓,希望以股票和可转债等提升收益弹性。综合来看,这类产品的收益主要来自股票、债券以及打新。如果其中一类资产收益降低了,它可能会从另外一类资产上获取一定补偿,互为弥补,同时降低波动。
从过去的经验来看,每年收益的主要来源都不太一样。比如在2018年年初的时候,市场出现明显的股债切换迹象,因此,当年组合的收益可能大部分都来自于债券。
2019年以来,组合的主要收益来源于股票。一方面,科创板推出后,参与新股申购,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增厚组合的收益;另一方面,连续两年多核心资产的上涨,也给组合持仓带来明显的超额收益。最近这两年,债券基本处于震荡市,其主要贡献的是票息的收益。股债资产的不同表现,也体现出了互相弥补的特性。
问:您管理“固收+”产品时,是如何根据市场来确定资产配置方案?
王予柯:我采用两大投研框架管理“固收+”组合:一类是配置框架,确定长期适合的中枢仓位配比;一类是交易框架,把握大级别的拐点交易性机会。
一方面,我通过配置框架确定大类配比,多策略平滑组合波动。具体而言,就是针对组合风险收益要求,确定长期适合的中枢仓位配比;在运作过程中,定期根据市场变化调整配比。同时,在各大类资产中寻找优质的核心资产,获取企业内含价值提升的收益。
另一方面,我会关注宏观环境和机构交易行为背离的时刻,根据交易框架,及时把握大级别的拐点交易性机会。同时,我也有意识规避短期事件和主题投资,注意组合回撤控制。
问:您如何根据市场变化来做资产配置,可以举一两个例子介绍?
王予柯:2018年,金融去杠杆,经济基本面出现下行压力,市场情绪比较低迷。基于多重因素,我们分析股票市场可能是熊市,那一年,我管理的保本产品各个季度都保持股票零仓位。同时,我们在年初增配了债券,基本是买在债券收益率比较高、价格比较低的位置上。
2019年以来,股票市场在经济基本面、流动性等方面都出现了积极变化,这只产品也由保本基金转型为混合型基金,当年三季度,我在组合中提升了股票仓位,较好地把握住了近两年的股票行情。
偏向左侧布局 追求高性价比的收益
在执行多资产配置策略时,我比较看重夏普比率与风险收益比,偏向于左侧布局,努力去获得性价比更高的收益。
问:您任职时间最长的偏债混合,连续5年获得年度正收益,是如何做到的?
王予柯:我们作为“固收+”的基金经理,很多时候都是在管理风险预算。“固收+”的风险预算都是有限的,或者说是持有人能够接受的风险、能够承受的阶段性损失是有限的,如果你在一个阶段就把风险预算用完了,你在后面会变得很被动、很保守,即使机会来了也不敢把风险预算调高。所以,做好风险预算,平衡好风险和收益,能让人保持从容的心态。
我的做法就是保持谨慎,早做准备,努力不让极值发生。比如,我不会为了争短期的业绩领先,集中去配置最热门、涨得最好的赛道,我会适当选择几个板块均衡配置,长期来看赚企业盈利增长的钱。又比如,公司有回撤预警机制,在达到那个预警机制之前,我就会提前操作,不会等到触发止损机制时,才被动去应对。
问:市场波动是常态,您是采用哪些方式来管理组合波动?
王予柯:一般而言,我会从四大维度来控制组合的整体波动。
第一,我会根据组合风险预算和回撤要求确定权益中枢仓位。同时,基于市场环境的预判进行灵活调整;第二,充分利用不同细分资产之间的负相关性,均衡配置不同的资产、行业,通过分散持仓力争降低波动;第三,当市场面临系统性风险时,通过降低权益资产的持仓来控制组合波动,严守交易纪律;第四,择机采用国债期货等金融衍生品对系统性风险进行对冲。
除了前面提到的投资策略,公司也有严格的风控管理机制,帮助基金经理管好组合波动。例如,当组合净值出现回撤时,有不同级别的回撤预警。当然,我在事前就会进行风险预算,根据事前的前瞻判断、最大回撤的要求,再倒推弹性仓位的合适配比。
问:最近两年,新成立了很多“固收+”产品。对比来看,您有什么特色吗?
王予柯:第一,我追求组合风险收益的高性价比,看重夏普比率与风险收益比,偏向于左侧布局。同时,我会持续观察各类资产的机会,对组合中的资产配置比例进行动态优化。
第二,我比较注重组合波动的控制,尽可能把风险控制在可承受的范围内,给投资者带来更加稳健的投资体验。
第三,我过往管理的基金覆盖了货币基金以外的大部分固收品类,因此,对纯债、转债、股票、衍生品等细分策略比较熟悉。这也为我在管理组合波动、追求绝对回报时,累积了比较充足的策略储备。
经济基本面反复 关注结构性机会
后疫情时代,经济复苏受供给的约束影响比较大,短期内体现出经济基本面弱化的特征。债券票息策略可能优于久期策略,股票资产结构性行情有望延续。
问:对于目前的资产配置机会,您怎么看?
王予柯:要分析不同资产的配置机会,需要结合经济基本面自上而下来看。现在疫情还没有完全过去,在后疫情时代,这一轮经济复苏跟过去十年需求约束下的复苏有很大不同,主要是供给的约束影响比较大,短期内体现出经济基本面弱化的特征。由于供给不足,物价或者PPI倾向于上涨,这样的环境有利于企业盈利。如果政策放开供给的约束以及政策有一些托底,经济更加容易向上进行修复。
另外,政策开始出现向稳增长切换的迹象,从7月初的全面降准以及7月30日国家有关部门会议纪要可以看得到,稳增长的倾向比较明显,这一点跟2018年有很大不同,这次政策的前置非常快,一方面是原因不同,另一方面是政策有提前量,预计经济未来会处于圆弧顶缓慢回落的走势。不过,如果看长一些,供给受限的环境中,通胀会维持在比较高的位置,压缩货币政策进一步宽松的空间。
问:当前的经济环境,如何影响资产价值?您会采取什么样的配置策略?
王予柯:经济增速缓慢下滑的格局,有利于债券资产,但是前期市场已经交易了一波经济基本面弱化以及降息降准的预期。在当前这个位置上,票息策略优于久期策略,我们倾向于久期维持在中短位置,关注优质高息资产。
股票资产方面,由于基本面弱化预期,导致市场资金追逐一些成长性行业,导致部分资产出现高估值、高预期的现象,需要注意回撤风险。部分经济高敏感度行业或者周期行业,受基本面弱化的影响有所调整,这一块偏左侧,存在一定的预期差和投资机会。
总体看,股票资产结构性行情有望延续。考虑到市场波动加大,风格上往价值方向偏转,采用适度分散和均衡配置的策略,可能更好一些。在行业方面,我会重点关注三条主线,分别是受到政策扶持的新兴行业、再通胀和国外复苏出口受益行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