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读：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22日，大中华区私募基金的总募集金额达852亿美元，逼近2020全年募集额902亿美元的水平。

虽然疫情仍在全球继续蔓延，大中华区的私募基金募资却异常火热。

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7月22日，大中华区私募基金的总募集金额达852亿美元，逼近2020全年募集额902亿美元的水平。金融行业调研机构Preqin副总裁黎子彬接受21世纪经济报道记者专访时表示：“这说明了一些基金管理人已经摆脱了疫情的束缚，同时他们也瞄准了那些估值在当下市场环境被降低，但潜力仍大的投资标的。”

与此同时，根据Preqin针对大中华区私募股权的报告显示，自2016年起行业呈现的趋势是募资基金数量逐年减少，但募资额却持续攀升。在过去五年中，大中华区的基金数量以年均44%的速度逐年递减。

黎子彬表示，头部效应是近年来私募基金市场的主要趋势，单笔募资规模持续走高，而这些资金集中流向头部机构。2021年单笔募资的平均金额达到688亿美元，而过往的平均金额一般在300亿美元至330亿美元之间徘徊。据了解，基金规模在25亿美元以上的头部基金募资比例已由2010年的24%飙升至2019年的50%。

在他看来，上述趋势预计在未来仍会继续，“大笔的募资基金流向头部机构的原因主要在于头部机构的抗波动能力较强，投资组合较大，有能力抗衡动荡经济环境下带来的亏损，相比起中小型基金管理人，有限合伙人（LP）更倾向于选择大型的基金，而不愿意选择小型基金分散投资，整个行业的‘二八效应’愈发明显。”

同时，进一步强化的监管框架也令行业分化更加显著。2021年1月，证监会发布《关于加强私募投资基金监管的若干规定》，旨在限制不合规的市场活动，打击以“股权投资基金”名义进行贷款业务的行为，出台了私募基金管理人在初次开展募集业务时必须登记的措施。

这项举措无疑将会增加私募基金的合规成本，导致一些低质量、信用不良的管理人在新政策下被淘汰，长远而言有利于成熟合规的资金管理人以及行业的发展。

截至今年4月，中国内地的私募创投基金管理人数量达到3821名，近十年总募资金额为8720亿美元，在大中华区遥遥领先。

三大热门投资领域

随着宏观和政策环境的变化，投资人的偏好近年来亦有所转变。Preqin的报告显示，房地产与原材料以及自然资源领域自2018年后逐渐走弱，医药领域、半导体芯片以及人工智能领域自去年以来受到更为广泛的资本青睐。

黎子彬表示，大中华区最热的三个领域的投资分别是IT、大健康以及消费品。“消费品已是一个持久投资领域，自2012年政府鼓励家庭消费，国内的消费需求开始释放。大健康是在2020年后出现明显增长的领域，主要包括医疗设备、制药、生命科技和疫苗等领域的投资。”

数据显示，2020年大中华私募基金在消费品、大健康、IT板块的投资金额分别为160亿美元、179亿美元、248亿美元，在总投资占比则分别达到19%、21%、29%。

同时，顶级PE正在快速切入二级市场赛道。近年来，高瓴、鼎晖、红杉中国、CPE源峰、基石等顶流一级私募机构都将业务延伸到二级市场，积极投资设立二级证券私募基金（S基金）。

S基金出现的部分原因是中国IPO退出渠道的不稳定性，但也说明私募一级市场已经达到一定规模。黎子彬指出：“这是行业的一个必然走势，去年S基金在全球募集金额达到775亿美元的新高，比前几年累计更高。在疫情以及经济下行的影响下，私募机构纷纷寻找其他退出方式，LP提早实现投资，增加流动性。”

他透露，海外S基金也加快了布局计划，如TPG、TR Capital等纷纷在大中华区设立S基金，“一直以来，内地都面对退出渠道单一的问题，存在退出挤压的困境。S基金的市场反应越来越热烈，之前的退出步伐太慢。为了加快基金的生命周期，一定要舍弃旧有的项目。对于买方而言，一方面可以获得一定的价格折让，另一方面也可以规避基金投资前期出现的亏损风险。”

中国仍为最理想市场

在退出端方面，私募基金退出的项目数量相比投资数量的占比持续下降。黎子彬指出，美国政府出台的一系列针对与中国军方有关联企业在美上市的禁令，导致一批在美上市的中国公司退市。

中国企业陆续放弃赴美上市，延长了普通合伙人（GP）对这些被投企业的持有期，同时也令GP审视其他的退出方式并且延长投资周期，“除了IPO以外，其他退出的渠道包括出售给GP或者企业的管理团队，整个基金投资周期由以往的十年延长至十三四年。”

麦肯锡的研究报告亦显示，过去5年来，退出交易的数量减少而规模扩大。中国市场的退出交易总数在2014年达到229笔的峰值，但到2019年已降至112笔。其中IPO退出占比锐减，由2010年-2014年期间，IPO退出占退出交易价值的40%-50%，而2018年-2019年这一比例已跌至5%。

黎子彬坦言，随着监管风险增加，IPO退出形式不确定性陡增。在这种情况下，许多GP都在寻找其他的退出方式，而其中可行的方式是把眼光放在邻近的香港和新加坡等市场。考虑到离岸基金在全球面临的挑战，港府也释放政策诱因，豁免了在岸基金投资收益的利得税。

同时，自2010年起，上海、北京、重庆、天津、深圳等地相继启动了QFLP（外商投资股权投资试点企业）政策试点，并在过去十年中扩展到全国20多个试点地区。

黎子彬认为，QFLP允许海外LP投资人民币基金，目前已有二十多家海外投资机构获得相关资格，但市场的反应并无预期中热烈，“今年人民币基金的占比急速下降，由于海外投资者难以将投入中国市场的人民币基金的收益转化为美元，货币转换存在一定困难，因此他们更愿意采取合营公司的方式，来国内进行投资。”

“不可否认的是，大中华地区特别是中国内地仍是最有活力以及前景的市场。根据Preqin每年针对LP所作出的调查，投资者们仍然是将中国视为投资机会和回报最为理想的市场，包括市场成熟度和退出灵活度。”他笑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