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证券市场红周刊

尽管市值位居A股之首，但是就社会贡献而言，贵州茅台还有很大的差距。投资者，尤其是机构，对于一家公司的评价，还应该看到股东回报之外的更多元化的内涵。

贵州茅台到底创造了多少社会价值？

作为当之无愧的市场明星，凭借约500亿元净利润，撬动2.7万亿总市值，贵州茅台是A股市值最高的公司。当前市场给予茅台的评价，是完全基于经营和业绩的——无可挑剔的市场地位，稳定的盈利能力，让茅台享受着投资者给予的确定性溢价，这似乎无可厚非。

然而，这是否太过“资本主义”了，不够多样性？

就评价一家公司的整体价值而言，还需要一些利润、股东回报之外更为全面的视角，至少还应该考虑一家公司创造的社会价值。比如观察一家公司对于社会就业、社会进步等方面贡献的多寡。进一步说，用更包容、更多元的方式评价公司，比方引入ESG（环境、社会及治理）指标体系。

但遗憾的是，当我们把目光转向这些方面的时候，茅台的地位就会下降许多，尤其是与那些同样构成市场明星且盈利能力惊人的公司进行比较时，如苹果公司。

盈利能力呈现巨大差距

谁更能驱动社会进步

尽管茅台和苹果两家公司属于不同行业，也有着截然不同的文化与市场背景，但是这并不妨碍对两家公司盈利能力展开比较。

从净资产收益率（ROE）来看，过去十年，贵州茅台的ROE平均值为34%，在国内上市公司中名列前茅。受益于90%多的毛利率，贵州茅台享受着“自然垄断”地位给其产品价格带来的丰厚回报，也造就了其较高的ROE。

不过，当把这一指标与苹果公司比较的时候，贵州茅台还是凸显其竞争力差距。依靠不足40%的产品毛利率，过去十年，苹果公司依然收获了高达41%的ROE，2020财年更是达到惊人的74%，远超茅台。

两家公司毛利率上的差别，实际是市场地位导致的。依靠“自然垄断”，贵州茅台享有对其产品无可辩驳的定价能力，其定价就是市场必须的接受价，这意味着贵州茅台，可以在不考虑经营效率以及杠杆率等多个因素的背景下，依靠不断提价维持其ROE的稳定。

苹果公司就不一样了。苹果公司的手机、Pad、AirPods等诸多产品，面临着众多的竞争对手，安卓系列的三星、华为、小米等等都对其市场地位构成挑战，因此苹果公司的产品是通过激烈的市场竞争最终形成的，这意味着苹果公司的产品要达成市场销售以及维持产品毛利率的稳定两个特定目标，并通过提供运营效率等以最终推升其ROE。否则，苹果公司的股票将被投资者抛弃。显然，这是一种更高阶段的竞争，呈现了能力的差异。

还是应该承认，导致两家公司ROE巨大差距的原因之一在于杠杆率。以权益乘数来表示的杠杆率，贵州茅台过去十年长期维持在1.2倍的水平。反观苹果公司，其杠杆率从2010年前后的不足2倍，上升至2019财年的4.96倍，其财务杠杆水平是贵州茅台的4倍。当然，苹果公司较高的杠杆率也有美国极低的市场利率因素。

经营效率方面，数据来看，贵州茅台的经营效率远低于苹果公司。这在财务上是有典型意义的——意味着其通过资产获取收入的能力低于苹果公司。2019年，贵州茅台的总资产周转率仅为0.52次，苹果公司的总资产周转率可以高达0.83次，后者是前者的1.5倍。换句话说，同样的资产，苹果公司创造收入的能力是茅台的1.5倍。

导致二者运营效率差距的原因在于产品自身特性。茅台酒，从粮食采购，到蒸馏发酵，直到最终装瓶销售，其整个存货的变现时间长达3年以上。茅台酒的产能以及产品特性是其经营效率较低的主要瓶颈，且无法根本上克服。

苹果公司就不一样了，由于采取了无工厂的设计模式，苹果公司实际上通过将其“库存”巧妙地放到了代工商处的方式实现了极低的库存管理，其存货在苹果公司账面的停留时间最长不会超过10天（过去十年）。

苹果公司能够做到现在的市场地位，离不开其出色的产品设计能力以及科技创新能力。以电脑起家的苹果公司，最终利用自己的创新优势地位将其产品广泛延伸到了手机、Pad，以及音响、订阅收入等诸多方面，形成庞大的苹果产业帝国，并以自身的力量成为驱动科技进步的重要力量。典型的案例就是触摸屏手机的出现，开启智能手机时代。

但是茅台，千百年来，总归只是酒。当然，这也正是茅台确定性之所在，很多投资人投资茅台，就是因为其业务模式赚钱更轻松。作为基本面优质的股票，资本追逐茅台并没有错。

不过，回到本文初始的主题，就社会贡献而言，贵州茅台还有很大的差距。

产业链背后的思考

社会就业的巨大差异

苹果与茅台之间更大的差距，在于最终创造社会价值的多寡，这样的评价角度涵盖了就业、税收等诸多因素。事实上，正是在这些方面，茅台与包括苹果在内的很多卓越公司之间呈现出巨大的价值鸿沟，尤其是在推动社会就业以及科技与生产力进步等方面。这些都与贵州茅台的市值体量无法匹配。

就业方面，苹果公司直接员工数量14.7万人，贵州茅台仅为2.47万人，前者是后者的5倍。尽管员工规模数量有双方公司业务体量大小的差异原因，但是更大的规模代表更为广泛的社会影响力，对此外界无法否认。而当我们把视角进一步延伸向双方员工创收能力的时候，差距明显。数据显示，贵州茅台员工年创造业务收入329万元，苹果公司高达1143万元。

如果将社会就业推广到更具价值量的产业链角度，结论会更为惊人。坦率来说，贵州茅台不存在真正意义上的产业链（当然也有上游的粮食生产、下游的销售等）。一个成熟的产业链，需要具备上下游分工以及相互价值交换的典型特征，层次分明，比方苹果、华为、小米、特斯拉等等。以苹果为例，全球围绕苹果公司形成了极其庞大的产业链，图1是iPhoneX的产业链图（）。

从上述产业链不难看出，一部苹果手机的生产，涵盖了芯片、存储器、电池、盖板、天线，直到代工在内的众多供应商。他们联合苹果一起构建了庞大的苹果链，并因此创造巨大的就业和社会价值。

另据苹果链分布，涉及A股上市公司立讯精密、蓝思科技等41家，这些公司吸纳的就业累计达到了119万人，一年创造的社会收入达到了1.2万亿。由此可见，一条苹果链，不仅“创造”了精密产业工人，他们还构成社会财富发展的动力。当然，这些苹果产业链上的公司并不是全部的产能都完全围绕苹果开展，但是苹果链的吸引作用无法否认。下表为A股上市公司员工人数排名前十上市公司的基本信息（表中营收数据为2019年）。

茅台对于上下游的供应链有多大的贡献呢？据茅台公司2019年财报，茅台2019年前五供应商提供的采购额17亿元，占当年全部采购额的38%。更为本质的问题在于，茅台由于国内白酒的特有属性，向上游的采购并不会产生价值链与创新链的辐射作用，与苹果公司的全球采购截然不同。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国内很多市值不及苹果的一些新经济公司，如京东、阿里巴巴，乃至中国石油这样的公司的时候，结论同样成立。依然以就业为例，京东（含物流），32万员工；阿里巴巴，10.4万员工。同时，这些公司也创造出远大于贵州茅台的税收和社会财富额。

然而，转向市值的时候，还是尴尬的。贵州茅台总市值2.7万亿，京东总市值不足1万亿；阿里巴巴稍高，4.2万亿，但是围绕阿里巴巴的平台形成了从商品生产，到平台销售，乃至快递物流的庞大产业链。外界曾有评价，是阿里巴巴孵化了三通一达四大民营快递公司。

是市场失衡，还是资金过度“资本主义”？

性别严重失衡的董事会

贵州茅台ESG表现亟须提升

贵州茅台的第一大股东是中国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有限责任公司（下称茅台酒厂），实际控制人是贵州国资委。贵州国资委通过茅台酒厂以及贵州国有资本运营有限公司、贵州茅台酒厂集团技术开发公司等合计持有贵州茅台64.21%的股权；另外加上贵州省财政局间接持股，以及中央汇金等持股，实际上国资持有贵州茅台的股权达到了65.99%。贵州国资委对贵州茅台的经营有着重大影响。

以董事会的改选为例，贵州茅台的董事长高卫东先生经由贵州省人民政府同意，高卫东曾在贵州省担任交通运输厅党委书记、副厅长等职位，且长期从政，缺乏企业经营的实际经验。

进一步来看贵州茅台的董事会结构，以董事会为代表的公司治理，性别结构严重失衡。现任董事会成员6人，均为男性；监事会3人，高管6人，各专门委员会6人，全部为男性。也就是说，男性主导贵州茅台的战略和经营。

作为一家市场明星公司，其具备足够的能力在现代化的公司治理、推动女性地位提高，履行社会责任等方面走的更远，做的更好，实际不然。另外的一个统计还发现，贵州茅台自从2001年上市至今，曾担任过董监高等高管成员的，仅有5名女士。（见表1）

前述茅台董事会乃至高管团队的性别失衡，茅台促进社会就业贡献不足等，这些实际都指向了对于贵州茅台的另外一项公开评价指标，也就是ESG评价指标。

ESG指标，分别是指环境、社会，以及治理三项指标，用以衡量一家公司在股东回报之外对于促进就业，环境保护，提升人类福祉方面做出的贡献。很遗憾，贵州茅台这一分值表现并不理想。

据数据收录的富时罗素、嘉实、社会价值投资联盟、华证指数、商道融绿以及OWL6家第三方ESG评价数据显示，贵州茅台的分值排名总体居中下水平。（见表2）

回到文章开始提到的贵州茅台市场地位的形成，是由于其所在地环境、气候形成的“自然垄断”，且在上市后的20年里，随着公司市场化的改革，茅台营收一步步超过五粮液，2017年4月，茅台市值超过国际名酒帝亚吉欧，成为全球市值第一酒类制造商。在这个过程中茅台在消费者中的品牌认知也越来越高，甚至有人把茅台定位为奢侈品。甚至在“限酒令”和取消“国酒”茅台对外宣传的利空下，依然掩盖不了旺盛民间需求的利好。

但茅台公司的ESG表现却远不能公众期待，与其高高在上的市场估值形成了鲜明的对比。贵州茅台依然获得了与苹果公司一样的市值地位，是市场对于这家公司的评价过度“资本主义”，还是贵州茅台做的不够呢？抑或二者兼而有之。这个问题是值得投资人去思考的，更是需要茅台管理层去思考的。

最后，是一句题外话。有人说全球最大“酒庄”之一的张坤等人是不负责任的机构投资者。这话的出发点或就是缘于ESg投资的基本原则，从对出资人负责的角度来说，会让基金经理的投资方向完全基于ROE的“资本主义”规则。但资本作为社会最稀缺的资源，有足够的理由向更加符合社会进步趋势，符合国家政策导向的领域流动，作为优秀的基金经理，他们有责任做出更好的市场表率。

（本文已刊发于3月7日《红周刊》，文中提及个股仅为举例分析，不做买卖建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