来源：时代财经

近两年，“公奔私”的热潮在大幅降温，甚至回流。

2017年以不菲的身价从公募基金转做私募以后，李华（化名）多次向身边朋友吐露自己的压力，坦言“后悔了”。

此前多年间，像李华这样由公募转向私募的基金经理不少，在一些年份甚至会形成“奔私潮”。

但在刚刚过去的2019年，这一景况却没出现。

根据时代财经统计，2019年全行业“公奔私”（公募转私募）只有3人，其中有投资经验的仅有1人。

中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逸轩1月7日向时代财经表示，私募的待遇虽然高，但代价也高，“私募基金的客户更加现实”。

“公转私的高峰期已经过去。”同日，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有华向时代财经表示，私募的进入门槛越来越高，私募领域对公募高级人才的吸引力不再。

深圳一位公募基金人士1月6日向也对时代财经说：“公募与私募的生存状态还是有所差别，私募已经不是公募人士的理想选择，甚至近年来出现了‘回流’的现象。”

高薪之下的巨大压力

现实总是“骨感”的。

李华其实算是华南私募业内“公奔私”的代表人物之一，2017年以不菲的身价从北京一家基金公司转入广州一家私募公司。但在与同行交流时，面对大家的艳羡，他却多次坦言“感到后悔”。

在熟悉李华的私募公司高管谢明（化名）看来，“李华后悔最大的原因是压力太大。”

尽管李华当时的业绩排名不错，但所去私募的知名度相对较低，因此对投资者的影响力有限。刚开始是该私募所属集团的自有资金运作，但等到要发产品，却遭遇市场行情不景气，面临募资困境。

谢明告诉时代财经，“2017年、2018年资本市场表现不佳，李华所在的私募公司也亏损严重。2019年3月李华在转入私募不到2年的时间之后，无奈选择离职。同年7月他进入深圳一家私募公司，重新开始。”

尽管错过了2019年下半年的行情，但据时代财经了解，目前李华正在与银行商谈托管事项，抓紧在2020年发行新产品。而对于时代财经提出的采访要求，他也通过朋友婉言谢绝，并要求匿名。

李华谢绝采访一事，在中逸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董事长张逸轩看来，是意料之中的。

“很多基金经理在公募时较为高调，但转战私募之后则开始低调起来。”张逸轩说。

如望正资产的王鹏辉，在景顺长城时作为公司的明星基金经理，经常接受媒体采访，但出来做私募之后却只是偶尔在个别论坛亮相。

王鹏辉2016年在深圳市私募基金业发展论坛上甚至感叹：“2016年的目标是到年底的时候公司还在，产品没有被清盘。”

张逸轩表示，对于私募基金经理来说，如果业绩做不好，纵然有以往的名声，也很难获得市场和客户的认可。而如果业绩做好了，也就不必再做很多宣传了。而且在激烈竞争的投资领域很难有‘常胜将军’，所以保持低调成为不少‘公奔私’人士的共同选择。

除了“低调”之外，李华的经历其实反映出了不少“公转私”基金经理当前面临的尴尬。

张逸轩说，虽然私募通常会开出相当高的待遇，而且有相对更加灵活的机制，但私募的基金经理获取高收益的同时也要付出相当高的代价，“其实私募基金的客户更加‘现实’，对于基金经理‘公奔私’的身份背景也不是特别看重，完全就是靠业绩说话。一旦产品表现不佳，或者出现净值回撤，客户赎回是分分钟的事情。”

“如今‘公奔私’要想做出一番成绩并不容易，除非是在公募行业已经形成投资体系，并有较长时间的公开业绩供投资者验证，才能为募集资金加分，”张逸轩补充说，“这也是近年来‘公奔私’人数骤减的主要原因。”

公募基金经理2019年仅1人“奔私”

在此前，“公奔私”一度是行业潮流，历数多年来“公奔私”的标杆性人物也是众多，百亿私募大本营中就有不少核心人物与创始人均有在公募基金工作的经历，包括淡水泉赵军、景林资产高云程、千合资本王亚伟、拾贝投资胡建平、盘京投资庄涛，以及高毅资产的邱国鹭、卓利伟、邓晓峰等，均是知名公募派。

也正是这些大佬从公募出走“私募”，在私募行业从萌芽到蓬勃发展的这十多年间，掀起了一波波“公奔私”的热潮。

在深圳一家知名公募公司市场部工作的王欢向时代财经回忆道，“前些年的确是有大批的公募人士转到私募领域，我们公司自己培养的一些优秀人才也都流失了，尤其是在2014、2015年，那两年这种景象十分火热，甚至公司一度也面临基金经理短缺的局面。但好在我们有人才储备和培养梯队，将优秀的研究员提为基金经理，也算是平稳度过了那一阶段。”

但近两年，热潮在大幅降温。尤其是2019年，根据研究中心的数据显示，2019年“公奔私”的基金经理创下史上最低，全年仅3人由公募转入私募担任基金经理。这个数字比2006年私募阳光化后“公奔私”的人数还要少，与2009年、2015年牛市中涌现的几波“公奔私”浪潮相比更是相去甚远。

制表：时代财经。

这3名“公奔私”人士，仅有丁硕曾在公募有过投资经验，其担任过红土创新基金旗下产品的基金经理。而另外两人中，刘磊曾任华夏基金营销总监，宋兴华则是万家基金的研究员。所以如果按照严格定义，公募的基金经理“奔私”在2019年仅有1人。巧合的是，这3位目前挂名基金经理的私募基金类型全部为FOF。

唯一从公募基金经理转投私募的丁硕，其本人的投资经历也谈不上耀眼。

时代财经查询Choice发现，丁硕在红土创新任职红土精选混合（LOF）基金经理的时间非常短，2017年10月11日至2017年12月29日，总共只有80天，任职回报仅有0.31%。其也是该只基金的四任基金经理中任职时间最短、回报最低的一位。这与早年“奔私”前辈们辉煌的战绩形成鲜明的对比。而其所任职的红土创新，是深创投旗下的公募基金，也是国内首只创投系基金，截至2019年三季度规模排名103位，利润排名104位，属于靠行业尾部的基金公司。

对于“公奔私”的降温，私募排排网研究员刘有华对时代财经分析，从“公奔私”基金管理人的成立时间分布来看，行情是重要的催化剂。

“2007年A股大牛市，以及2010年的市场反弹均带来两波小高潮，星石投资、淡水泉也均在此期间成立”，刘有华说。

除了行情催生的“公奔私”浪潮，刘有华还认为，私募备案制的施行也让不少公募基金人士投身私募行列。“自2014年基金业协会正式启动私募基金登记备案工作以来，‘公奔私’的私募基金成立数量也开始迎来爆发，2014年和2015年分别达到历史新高。但是2016年开始骤减，随后逐年减少。”

2018年3月，原兴全基金总经理杨东的宁泉资产完成备案登记，是当年唯一一家登记的有公募背景的私募。而2019年以来，在已经发行产品的私募管理人中，仅有韬观投资的徐欢、曜德投资的高喜阳拥有公募从业经历。

“公奔私”开始出现回流

刘有华向时代财经表示，“公奔私”热潮下降主要有三点原因：“第一是公募和私募的人才流通已经达到一定平衡；第二是私募行业头部效应已经非常明显，私募备案准入门槛变高，备案难度加大，私募领域对公募高级人才的吸引力不再；再有就是现在私募生存成本越来越高。”

深圳一家私募公司负责人7日向时代财经分析，“在中国的行业现状下，公募基金公司的平台优势无疑要大很多，可以为基金经理提供强大的支持力量，相对而言很多私募公司无论从规模、实力还是投研能力都要小很多。因此，往往会出现知名基金经理‘奔私’之后业绩平平的状况。”

例如，根据私募排排网数据显示，望正资产王鹏辉旗下产品2019年平均收益为11.79%，远低于同期股票策略私募基金30.50%的整体收益率水平。

刘有华认为，平均管理规模小、盈利能力不足、资金募集难，仍是当前私募行业的普遍难题，无论是公募行业，还是私募行业，均难逃脱“一九”（仅10%是赢家）定律。对于私募来说，公募背景固然能在品牌打造、合规运行、渠道建设等方面加分，但最终还需要“奔私”之后的业绩去支撑。

上述在深圳某知名公募市场部工作的王欢也对时代财经表示，从事后的反馈来看，“公奔私”也并非理想，一些人也出现了不适应的情况。“毕竟公募和私募的体制、考核、生存状态等都完全不一样，压力也自然不同。而且国内公募的平台也往往比较强，相对而言私募的力量则弱小很多。”

不仅“公奔私”降温，近年来甚至还出现回流的现象。据王欢透露，从公司出去的几名基金经理，几年过去之后，也只剩一人目前还继续呆在私募，其余的几人，已经悄悄回到了公募，但没有选择原来的公司，而是进入到其它公募机构。

研究中心相关研究人士7日告诉时代财经，近几年，随着私募行业日趋完善、大家对私募机构专业度要求有所提高，私募门槛也变高了，头部私募逐渐形成品牌效应，而新生代在业绩、募资、营销等环节想要突围，挑战也比以前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