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19日，中欧基金举办的 “相信——对话2022与未来”线上思享论坛暨中欧基金2022年中期投资策略会正式上线。中欧基金总经理刘建平携基金经理曹名长、代云锋、曲径、桑磊，特邀人文学者施展、商业观察家何刚，共同探讨未来市场发展趋势。

大观学者、外交学院教授、“施展世界”公号主理人施展出席会议并做了《理解和相信的时间尺度》主题分享。他表示，当我们对当下感到困惑、感到迷茫的时候，很可能需要一种历史纵深的时间尺度，来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理解现实。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之下，长时段需要相信，中时段需要理解，短时段需要做一个具体的决策、规避，或者具体去冒险。我们在不同的时段之下，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以及有不同的心态。在剧烈变迁的时候，这样一种理解、相信的时间尺度，很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是非常必要的。

中国长时段角度来说，我们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中国拥有一种超大规模性：首次，在地理层面上的超大规模性，其次是在人口层面上的超大规模性。而且这个超大规模性从宋朝开始就出现了，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我们所说的长时段上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独一无二性，就带来了中国在中时段上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中时段来讲，中国的超大规模劳动力市场是“双刃剑”。十九世纪中后期，因为你的超大规模性，于是你出现了某种严重的“内卷”，也就是你的劳动力成本极其便宜，以至于你用任何技术去替代劳动力这事变得不划算了。只有在作为封闭市场的前提下，超大规模的劳动力才会导向内卷。如果加入到开放的全球市场当中，超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反而成为你的比较优势，会带来一种特殊的发展动力，这就是在20世纪后半段，以及进入21世纪前若干年我们所可以看到的特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当中，以及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融入全球的贸易交换体系当中，在这之后中国超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一系列比较优势就释放出来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低端制造业人们主要是比较成本，而劳动力成本在中低端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

他进一步表示，既是作为生产者的角度而言，又是作为消费者的角度而言，超大规模市场都具有特殊的韧性。作为生产市场而言，因为你的超大规模性，你在进行任何原材料的采购、半成品的采购时，你都能具有规模效应，以及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可以把成本分摊下去。如果没有超大规模性可以把成本摊下去，很难和你竞争，这就是超大规模的生产市场所具有的韧性，因为你的规模效应，你对其他人而言具备了某种竞争门槛。然后作为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因为这个市场的超大规模性，从而使得很多在中小规模市场上很难成立的商业模式，在你这里可以成立。前若干年，中国有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商业模式创新能够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

施展指出，在中国短时段，也就是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现实波动。这些现实波动，有很多确实是出乎了任何人的预料。这种时候不确定性很大，但并不会对中时段、长时段构成实质性的影响。以2、3年为单位规划的短时段，短时段波动的时候，我们的规划要相对保守、谨慎一些。但是对环境，以及对于更长的命运仍然可以有某种信心。

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遭遇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基于对长时段、中时段的理解、把握，我们可以知道这种不确定性的波动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究竟在哪里？可以大致把握出来。在波动的极限中又可以看到一个特征，就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一样。

对于网上看到的那些说“中国制造业当下有可能马上就不行了”，施展表示，没有那么悲观，因为它的产业特征决定了，没有谁能够那么快的把和中国相竞争的产业秩序建立起来，不管什么方式之下，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流”出去，可以看到它的仍然从属于中时段和长时段，一个大的约束条件，这个约束条件构成了短时段波动的极限。在这个极限当中，我们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但是在极限之外，我们仍然有着某种确定性，这就是今天的我们可以相信的。

谈及对元宇宙的看法，施展认为，元宇宙未来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在什么场景当中消费行为本身就等于生产？很简单，数字世界中。在数字世界中哪怕你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每天就在那里刷各种短视频也在不停地生产数据。而数据，这是数字世界当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那么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场景，它可以最早效率、最大量的，以及能够产生足够多差异化的数据。

什么场景可以满足这点？“目前我能想到最重要的就是元宇宙。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它一定意味着未来。什么能带来这样的场景？我认为就是元宇宙。所以我说，元宇宙一定意味着未来。”

发言实录（未经本人审核）：

今天聊的话题是“相信与理解的时间尺度”。为什么在今天要聊这样一个话题？相信很多人都会有感觉，最近这段时间越来越多的东西、越来越多的事情我们似乎难以把握、难以理解了。当我们对当下感到困惑、感到迷茫的时候，很可能需要一种历史纵深的时间尺度，来帮助我们理解当下、理解现实。

20世纪一位非常著名、非常重要的法国历史法家布罗代尔提出过一个很重要的分析框架，将我们理解现实、理解历史、理解当下等一系列的理解框架，区分出三种时间段，分别叫做：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布罗代尔说，长时段是“地理时间”，比如你究竟生活在哪片大陆？你这片大陆的气候条件是什么样的特征？你是在沙漠里？丛林里？还是海边等。以及你处在怎样的气候条件之下？比如你是在小冰期？还是小暖期？冰期、暖期的时间尺度都是以千年为单位的。对于这些特征而言，这些都属于你不得不接受的“命运”，无从抗拒，只能相信。布罗代尔将中时段称之为“社会时间”，不管你在什么样的地理空间、地理处境之下，不同的人也可能会建设起不一样的社会秩序、不一样的社会结构。对于一个具体的个人来说，这个不一样的社会秩序、不一样的社会结构会变化，但是变化的节奏可能以50年以上为时间单位。社会时间，有可能是你一生的职业生涯当中所面对的环境，对这个环境来说，你需要做的是理解，然后因势利导，借势而起，或者怎样规避风险这是中时段。短时段是“个体时间”，有可能就是以几年为单位，在这几年里面，一个机遇你是否抓住了？你的奋斗是否可以达到自己的预期？这些是由个体努力可以决定的。短时段属于机遇，是需要去奋斗的。中时段是环境，需要去理解。长时段是命运，你只能去相信。

有了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三个划分，我们用在具体分析中国的问题上，我们来看一下，就中国来说长时段、中时段及当下的短时段都是什么样子的。

1．长时段：中国长时段的角度来说，我们的地理特征决定了中国拥有一种超大规模性。

从两个角度来说：（1）人口规模角度。我们看历史经常会看到一个说法，人类历史上几大文明古国，中国是唯一一个持续到今天的文明。什么叫“持续到今天”？是说《论语》《老子》《庄子》那些文献一直持续到今天吗？当然不是。古希腊、古罗马的很多文献也持续到了今天。中国能够一直持续到今天，和其他文明古国的区别在于我们一直持续到今天，而其他的文明古国都没有能够持续得下来。而这个大一统的持续，并不是说是否你的文明热爱大一统？对于基督教文明、伊斯兰教文明它们也热爱大一统，一直到十八世纪的时候，基督教世界里面仍然在说我们应该建立一个大一统的基督教世界。

（2）人口规模所带来的一系列的政治、经济、社会效应的角度。就古代世界而言，你的财富池子是否足够大？取决于你的人口规模。因为在农业经济时代，人口规模和你的经济规模成正比。东亚这边有规模、连成片的农耕区域，在古代社会养活了足够多规模的人口。很重要的一点，这足够多规模的人口社会结构还高度散沙化，尤其是宋代以后。一旦大一统成为不可逆，中国的另外一个特征就出现了，就是超大规模性。首先在地理层面上的超大规模性，其次是在人口层面上的超大规模性。而且这个超大规模性从宋朝开始就出现了，一直延续到今天。这是我们所说的长时段上中国的一个重要特征，这个特征在世界上是独一无二的，而这种独一无二性，就带来了中国在中时段上一个很重要的特征。

2．中时段：这里所说的中时段是指二十世纪，尤其是二十世纪后半段一直到今天。

在中时段里面，由于长时段的特征，中国在中时段当中就具备了某些其他国家所不具备的能力，就是超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以及基于超大规模人口所形成的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当然这个消费市场的出现相对要晚一些，得等到这个国家的人口逐渐变得富裕起来之后，大的消费市场才能出现。

先说中国的超大规模劳动力市场，这件事也很有意思，它是“双刃剑”。十九世纪中后期，可以注意到西方的工业革命、技术革命已经迅速展开，但中国落后了。很多人说当时中国的落后是因为大清闭关锁国，目光短浅等等，实际上这个落后和中国超大规模的人口有关，因为人口规模超大，于是带来一个效应，你这儿最最便宜的就是劳动力。如果你的劳动力超级便宜，很难内生性的出现技术跃迁，也就很难出现工业革命，那么在近代就肯定会落后，和刚才我们说的超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是直接相关的。因为你的超大规模性，于是你出现了某种严重的“内卷”，也就是你的劳动力成本极其便宜，以至于你用任何技术去替代劳动力这事变得不划算了。

但要注意，只有在作为封闭市场的前提下，超大规模的劳动力才会导向内卷。如果加入到开放的全球市场当中，超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反而成为你的比较优势，会带来一种特殊的发展动力，这就是在20世纪后半段，以及进入21世纪前若干年我们所可以看到的特征，随着中国改革开放，中国加入全球市场当中，以及随着中国加入WTO，中国融入全球的贸易交换体系当中，在这之后中国超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一系列比较优势就释放出来了，中国成为“世界工厂”，中低端制造业人们主要是比较成本，而劳动力成本在中低端制造业占比相对较高。

这种情况下，中国一旦加入全球市场当中，对其他国家来说，中低端制造业的比较优势，很可能会逐渐被中国比下去，大量中低端制造业就都往中国这边转移。随着中国制造业的发展，中国的劳动力、中国工人群体变得越来越富裕，收入越来越高，于是中国从超大规模的劳动力市场，慢慢发展成为一个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这就是最近10多年的事，这之后又一个特征就会出现，超大规模市场具有特殊的韧性。

既是作为生产者的角度而言，又是作为消费者的角度而言，超大规模市场都具有特殊的韧性。作为生产市场而言，因为你的超大规模性，你在进行任何原材料的采购、半成品的采购时，你都能具有规模效应，以及整个生产过程当中，可以把成本分摊下去。如果没有超大规模性可以把成本摊下去，很难和你竞争，这就是超大规模的生产市场所具有的韧性，因为你的规模效应，你对其他人而言具备了某种竞争门槛。

然后作为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因为这个市场的超大规模性，从而使得很多在中小规模市场上很难成立的商业模式，在你这里可以成立。前若干年，中国有一系列非常有意思的商业模式创新能够出现，很重要的原因就在这里。在中国短时段，也就是这几年我们可以看到一系列的现实波动。这些现实波动，有很多确实是出乎了任何人的预料。这种时候不确定性很大，但并不会对中时段、长时段构成实质性的影响。

3．以2、3年为单位规划的短时段，短时段波动的时候，我们的规划要相对保守、谨慎一些。但是对环境，以及对于更长的命运仍然可以有某种信心。

在长时段、中时段、短时段的分析框架之下，大致把握住了对中国应该在怎样的背景当中，在怎样的框架下理解？我们再来看当下，全球视野之下我们应该如何分析现实，如何分析当今一系列的处境。首先，我们要从世界市场的角度展开看。因为在世界市场当中，任何一个国家的前途会怎样？可能往哪个方向发展？相当程度上取决于不同国家之间的相互比较优势。

比较优势和绝对优势，这是不同的两回事。比如疫情期间很多人都在说“西方国家连口罩都做不了”。怎么可能连口罩都做不了？非常简单的东西，只是因为它做口罩太不划算了，所以很难做起来。为什么会“太不划算”？因为中国这边的超大规模性，使得我们生产口罩时候所具备的比较优势，除非其他国家“不惜代价”。于是在这些比较优势之下，中国在中低端制造业上仍然具有巨大的比较优势。

当然我会不断强调中低端制造业，因为高端制造业和中低端制造业比拼的要素是不一样的。对于中低端制造业而言，人们比拼的首先是成本控制能力。对于高端制造业来说，要比拼的首先是技术水准和工艺能力。在这些领域当中，中国和西方相比我们可能没有什么比较优势，西方在这些领域当中仍然有它的优势。一旦进入到比拼成本控制能力的中低端制造业，因为中国的超大规模性，这个比较优势很难被克服。即便其他国家想要把一部分的中低端制造业从这里转移走，可是中国今天已经是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仅仅是为了满足这个超大规模的消费市场，它的生产过程、生产环节，就已经带来了在生产层面上的超大规模性，使得转移出去的中低端制造业，和这边相比，比较优势仍然不足。这两重效应综合起来的结果是在全球分工当中，因为中国的比较优势，我们今天所处的经济地位不那么容易改变。

有了世界市场，是什么样的人在里面活动？当然是商人。真正在世界市场当中活动的并不是政府和国家，就是商人，只是商人有可能会借助本国政府、他国政府的一些政策获得一些成本上的优惠、关税上的优惠等。无论如何，最终真正在市场当中活动的仍然是具体的商人。

讨论完世界市场，接下来就要看看所谓的商人秩序，这也是我在《溢出》那本书中一直在谈的问题。什么是“商人秩序”？今天我们看到中国作为全球制造业工厂，中低端制造业都聚拢在这里，这实际上不是中国的国家行为，而是中国商人不懈努力所带来的结果。基于商人不懈的努力，作为庞大的供应链网络中的成员，不断优化自己的生产流程、优化自己的成本控制能力等等，所有这些努力的结果是中国作为超大规模的生产市场，我们的比较优势释放出来了，中国在全球经济当中具备了枢纽性的地位。

所谓的“枢纽”，是指以我们的第二产业向上对接西方的高端第三产业，向下对接不发达国家的第一产业，全球经贸循环以中国超大规模制造业为中心，完成了全球的双循环结构。这是我之前谈到的“中国的定位”，这个定位是因为中国商人不懈努力，发展起了我们超大规模的制造业能力。最近一、两年，我们看到因为各种各样的原因，很多人对于前景有些不确定性，有很多商人开始尝试做更多的全球布局。就有可能会带来一个效应，中国仍然是全球经济活动中的枢纽性地位，但这种枢纽性地位，因为中国商人进行的海外布局而开始形成了一种全球性的弥散过程。到未来枢纽性的地位仍然存在，但是以中国商人在全球的弥散、全球的布局为载体。也就是说，有可能出现这种商人秩序，使得我们所说的枢纽地位、枢纽结构出现一种变化。不是以特定国家为依托，而是以具体的商业过程、商业环节为依托弥散到全球的状态。而这种弥散性在其中具有基础性地位的仍然是商人，尤其是在生产环节当中具有丰富经验和能力的中国商人。

我们做了所有的讨论后，可以把这个问题再还原回来，聚焦一下。什么是今天我们可以相信的？今天我们每个人都在遭遇很多不确定性，但是基于对长时段、中时段的理解、把握，我们可以知道这种不确定性的波动是有极限的。这个极限究竟在哪里？可以大致把握出来。

在波动的极限中又可以看到一个特征，就是金融资本和产业资本不一样。我经常打一个比方，资本都是会流动的，但是流动性不一样。金融资本的流动性有点类似于液体属性，几乎可以毫无摩擦的迅速流走。产业资本也可以流动，但是它的流动是“果冻”属性，可以流动，但是流动非常慢。即便我们看到当下很多不确定性，让金融资本在以很快速度忽然进去、忽然出来、忽然进去、忽然出来，因为各种各样的不确定性，人们对于把资产放在哪里都觉得没有安全感。但并不会因为金融资本的高速流动，产业资本就马上跟上形成高速流动，没有这样快，这是产业特征决定的。

网上看到的那些说“中国制造业当下有可能马上就不行了”，没有那么悲观，因为它的产业特征决定了，没有谁能够那么快的把和中国相竞争的产业秩序建立起来，不管什么方式之下，不管以什么样的方式“流”出去，可以看到它的仍然从属于中时段和长时段，一个大的约束条件，这个约束条件构成了短时段波动的极限。在这个极限当中，我们面对各种不确定性。但是在极限之外，我们仍然有着某种确定性，这就是今天的我们可以相信的。

回到今天演讲的主题“相信与理解的时间尺度”，有些东西需要相信，有些东西需要理解，有些东西需要具体的决错。在不同的时间尺度之下，长时段需要相信，中时段需要理解，短时段需要做一个具体的决策、规避，或者具体去冒险。我们在不同的时段之下，可能会有不同的选择以及有不同的心态。在剧烈变迁的时候，这样一种理解、相信的时间尺度，很可能对于今天的我们是非常必要的。谢谢大家。

热门提问：施展老师，我今年在一所不好不坏的大学刚毕业，目前也在犹豫在哪里发展更好，您认为对年轻人来说，目前一线城市、二三线城市、还是去县城好？

施展：我觉得这个首先取决于你对自己的生活期待是什么样的。如果你期待是一个比较安稳，在未来有很多确定性的生活，可能二、三线城市，甚至你的家乡可能更加适合你，毕竟你过去所熟悉的所有人脉、资源、积累都在那边。如果你期望有一种蕴含更多可能性，但里面也要有很多冒险的生活，肯定还是一线城市更加适合你。

热门提问：施展教授，您怎么看待元宇宙对未来社会次序重构的深远影响？

施展：元宇宙在我看来，未来会有一个非常重要的作用。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机器人、AI，在各种各样的生产环节中对人的替代越来越多了。前两年我做很多制造业的调研，调研当中我的感受非常深。甚至我在珠三角那边看到做鞋垫的厂都在用机器人替代人。今天我们所能看到要用人完成的那些工作，在未来可能不需要人了，意味着很多人没有就业机会了，那就可能出现很多问题。没有就业机会，就意味着他只能作为纯消费者，但是他没有收入，靠什么消费？除非在未来可以找到某种场景，在那种场景当中消费行为本身就等于生产，这样整个经济循环才可以继续运转下去。在什么场景当中消费行为本身就等于生产？很简单，数字世界中。在数字世界中哪怕你躺在床上什么都不干，每天就在那里刷各种短视频也在不停地生产数据。而数据，这是数字世界当中最重要的生产要素。那么我们需要找到一种场景，它可以最早效率、最大量的，以及能够产生足够多差异化的数据。什么场景可以满足这点？目前我能想到最重要的就是元宇宙。在这个意义上我认为它一定意味着未来。什么能带来这样的场景？我认为就是元宇宙。所以我说，元宇宙一定意味着未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