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者 | 张晓添
和外资银行相比，我们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银行的决策体系还不够科学、扩张的冲动比较大。但从普遍性来讲，中国银行业现在盈利能力很强、创新能力很强、科技应用能力也很强，这都是优势。
截至2021年末，A股上市银行中将近九成“破净”。低迷的市场表现背后，国内银行业的基本面和发展格局究竟如何？《红周刊》近日专访浙商银行原行长、上海新金融研究院副院长刘晓春，从行业内部视角提供解答。刘晓春认为，银行股近来极低估值是当前资本市场风格偏向“叙事”所致，存在一定程度的扭曲。同时，就个别银行而言，市场对其资产质量的信任度不高。但总体上，中国银行业的盈利能力仍然较强。
随着上市银行贷款资产占比下降，投资人在评估银行资产时，仅仅看资产负债表中的不良贷款率已有一定局限性。他认为，应该从资产质量、资产结构及盈利性，以及负债/资产稳定性这三个方面来看待当前银行的资产。客户结构的稳定性、基础客户群的稳定性和银行资产负债的稳定性直接挂钩。
银行具体经营是“市场化”的
“让利”不等于侵蚀股东利益
《红周刊》：截至2021年末，共有58家银行在AH股上市。站在广大股东的角度，该如何看待当下整个中国银行业的市场化程度？
刘晓春：“市场化”不能简单地理解，也很难有一套完整的标准。
“市场化”要放到历史中去看，中国银行业从改革开放初期逐步脱离计划体制，到现在有中国特色的市场经济，这是一个历史传承的过程。银行业经过了三四十年发展仍然不会完全脱离历史。
看一家银行是否市场化，可以有多个角度。比如看用人制度。股份制银行、城商行用人制度的市场化程度要高一些；而国有大行、农商行这两类银行市场化程度要低一些，如人员招进来了就很难简单辞退，甚至好多银行到现在仍搞“退居二线”一类的做法。还有员工考核方式，也有市场化程度高低之分。
在具体业务经营层面，银行都是按市场规律办事的，是市场化的。确实有许多制约因素和干扰因素，但银行在经营中还是会按照成本核算原则处理和消化一些非市场化干扰。
如对银行在小微企业、三农等业务提出的要求，约束了银行对客户和业务的自主选择。从业务策略角度看这很不市场化。
但具体到业务经营角度，银行总是先从盈利和安全的角度考虑问题的，具体做这些业务时，做法完全是市场化的。大行业务下沉，给中小银行的小微企业业务造成了很大的压力，说明大行在完成监管要求时是按市场原则和信贷风险管理要求选择客户的，因而与中小银行形成了正面竞争。
《红周刊》：从盈利的角度来看，利差对银行很关键。在中国利率未真正实现市场化的情况下，存贷业务给银行带来稳定盈利。那么随着利率市场化改革的推进，银行的盈利能力会被削弱吗？
刘晓春：这不是问题。银行就是靠利差盈利的，做的就是这个生意。只不过在利率未市场化下，利差不是市场决定而是由央行规定的。
利率随着政策走，但如上面所谈，具体到经营层面,银行始终是追求尽可能多的盈利。从这个角度来看，利率更加市场化，必定给银行经营带来更大的压力。但从社会资源有效配置的角度来看，利率市场化程度提高，会促使银行更加市场化地去选择投资对象，从而使市场上的资源配置更加有效。
利率市场化，不是为市场化而市场化，也不是针对银行经营的，而是为了资源的有效配置。
《红周刊》：从股东的角度来说，银行充分市场化的经营能使股东利益最大化。但不可避免的是，银行在配合经济政策、支持经济发展的过程中，有时需要“牺牲”一些盈利，比如疫情防控期间的“让利”政策。在这一点上，中国的银行业怎样做好平衡呢？
刘晓春：银行是商业机构，同时也是公共基础设施。当面对突发的、影响全局的情况时，国家希望银行发挥公共设施的作用，这是合理的。海外国家也有类似情况，只是方式方法不同而已。如2020年英国央行也曾要求商业银行取消分红。
要强调的是，虽然监管部门出台了一系列的政策要求银行体系“让利”，但政策不是要求每家商业银行必须怎么“让利”。
在进行整体调节的过程中，商业银行一方面实实在在向企业“让利”，但同时也有机会保持财务平衡。首先，银行自身通过各种努力，降低经营成本，同时，提高经营效率和扩大经营规模以增加收入，以对冲减费让利带来的收入减少；其次，人民银行通过结构性调控政策，如定向降准、降息等，引导银行服务实体经济的同时，也一定程度上降低了银行的成本。所以，这两年银行是真金白银“让利”的，但盈利同时也在增长，并且大多数银行的不良资产拨备率也在提高。这不是简单的加减，不是“让利”就一定侵犯股东利益。
但有时，某些地方政府确实会强行要求银行必须如何“让利”、出多少钱来给企业。这样的让利或使银行难以为继。我认为这不值得提倡。
银行发展零售业务机遇不再
特色、另类银行更能形成优势
《红周刊》：说到银行与地方政府的关系，目前上市银行当中，相当一部分属于区域性银行、尤其是城商行。而在一些经济较发达地区，同一省份内就有多家区域性银行，您如何看待它们之间的竞争关系？就城商行而言，它们有哪些优势和不足？
刘晓春：城商行体系竞争性是很强的，但在几个方面存在一定的短板。
首先是经营的区域限制，这类银行能不能发展、做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和区域经济本身相关。往往所在区域的经济本身就限制了一家城商行的发展。其中宁波银行、北京银行、上海银行等少数城商行在监管明确区域限制之前走出了本区域，目前保持着现状，没有进一步发展。
其次，城商行都是在上世纪90年代城市信用社的基础上建起来的，发展时间较短。原来的包袱也比较多。
再者，由于成立较晚，城商行的基础客户群不稳定、客户结构不是很合理。如果从城商行的资产负债表来看，大多数城商行总负债当中存款负债的占比不高，且个人储蓄存款大概只有20%左右。
前两年清理影子银行以及这一段时间的资管新规，受到影响最大的就是股份制银行和城商行。原因就是基础客户群不稳定，负债来源、负债能力相对比较弱，导致这些银行需要通过其他方式获取负债资金。
相比之下，农信社负债当中80%是存款，这其中80%是个人储蓄存款。这意味着银行资金来源非常稳定，负债成本相对比较低。这种情况下，银行做资产会比较坦然。大行也是如此。
《红周刊》：您提到的城商行的其他存款负债来源是指同业业务吗？
刘晓春：是的。在对公方面，除了当地政府硬性支持某家城商行、要求本地企业都要在这里开户以外，其他的都要靠银行的人去“公关”。“公关”来的负债往往不是很稳定，维护成本也很高。
《红周刊》：看来稳定的个人存款对银行发展意义重大。以零售业务见长的招商银行等银行得到海内外投资人的广泛认可。但您认为，零售业务对于银行的机遇已过，为什么？
刘晓春：这些银行抓住了2000年前后个人业务的机遇期。当时由于技术应用不到位，银行为企业提供代发工资服务还不普遍。这些银行发力去做城市白领的个人业务，通过扫街、扫楼，提供优质服务和创新产品，逐步发展起来的。
但随着此后互联网技术的更多应用，银行为企业提供代发工资服务变得越来越简单。现在几乎所有企业或者单位发工资都是银行代发。银行代发工资意味着个人账户或者说一手账户已经在某家银行开好了，其他银行很难再竞争。代发工资业务往往都在大行或比较大的股份制行、城商行、农商行，大多数中小银行的机会很小。这种情况下，除了做个人贷款和信用卡业务，存款的获客成本、维护成本、资金成本都是很大的，客户和存款也很不稳定。
《红周刊》：若不能再发展个人业务，其他银行、尤其是上市银行还能如何争取竞争优势呢？
刘晓春：我们可以把银行大致分为两类：一类是做主流业务的，就是综合性银行。另一类是做“另类银行”，就是突出某一类业务形成特色。
我觉得另类银行、特色银行是做竞争优势的出路。这类银行是少数，不可能成为主流。我们4000多家银行主要是农商行体系和城商行体系，特色银行只能基于当地的经济特点和客户特点来形成它自己的一些特色，它很难成为一个全国性的特色。
比如浙江台州几家小银行，做小微企业业务很有特色。它必须坚定地在区域内深挖客户体系，不一定能做快做大。这类银行在专和精上形成了自己的优势，有很稳定的客户群和资产及负债业务，有很好的盈利能力，是不是成为全国性银行反而不那么重要。
《红周刊》：所以投资人不应该只关注银行发展的规模，特色优势有时可能更重要？
刘晓春：这要看投资目的了。如果注重于稳定的分红回报，有稳定盈利能力的大行和特色银行更值得关注。比如香港的汇丰银行，许多投资者投资就是看重每年的分红，并不那么在乎股价一时上涨起伏。
如果说要考虑银行的成长性或者稳定性，大型银行更好一些。也有一些投资机构从资产配置的角度把四大行看作是一种稳定器，按比例持有其股票。这也是一种选择。
关注资产结构对银行盈利的影响
银行“破净”因部分市场逻辑有变
《红周刊》：从上市银行来看，获得二级市场投资人关注和肯定的银行，往往都有外资银行作为其长期大股东。外资银行作为股东能提供什么好处，有哪些需要磨合的地方？
刘晓春：引入外资与银行业的股份制改革有关。允许外资机构参与银行股份制改造出于两个目的。一是引进先进管理理念、管理方式，对提升银行的经营管理会起到积极的作用；二是在当时的环境下，若有境外股东，银行上市募资时公众会更认可。当然，中国银行盈利能力较强，外资股东也获得了丰厚回报。
但有些外资的管理方式和我们本土文化的衔接还是有些问题的。还有些外资银行比较擅长某一种业务，对综合性银行的总体提升作用不明显，对某一些业务的帮助比较大，比如广发银行，外资股东对其信用卡业务起到了提升作用。
《红周刊》：据您了解，一些在二级市场投资的外资股东，会比较关注中国个体银行的哪些问题呢？
刘晓春：对于投资者来讲，肯定关心两大问题：首先是中国的市场机会，你这家银行或者这类银行发展空间大不大；其次关心资产质量和管理能力。
《红周刊》：二级市场投资人了解银行资产质量，更多的还是通过资产负债表中的不良贷款率这个指标。但目前上市银行资产中贷款资产的占比不到60%。那么我们该如何更准确地衡量银行资产质量呢？
刘晓春：最早银行的资产结构比较简单，95%以上都是贷款，但近些年有所不同，有些银行前两年贷款只占到资产的30%至40%。这就需要去关注其他资产有没有不良的问题，比如说银行投资的债券、外汇资产，不仅是资产质量，还有市场利率、汇率的波动也会影响到银行的盈利。
目前一些基层行的主要经营还是贷款，其他资产相对要少一些，但在总行层面就不一样了。在总行层面，你在评价一家银行的时候，要从总资产的角度来看待这家银行的资产质量。
从总资产角度，不能只看它已经反映出来不良率的问题，还要更多去考虑整个资产和负债之间形成的盈利能力。有的情况下，虽然资产是安全的，但资产的盈利能力很低，就是说银行把一些资源配置到了低收益的资产上面，这也会影响银行的盈利。
今后评价银行资产有两方面，一个是资产质量问题；第二个就是资产结构对整体盈利能力的影响。
《红周刊》：提到负债的稳定性，资产质量的衡量是否也要看资产端的稳定性呢？
刘晓春：是的，因为负债和资产这两端一定程度上是有所平衡的。特别是在对公业务方面，银行如果有很稳定的对公客户群体，意味着结算账户都在你这儿，就会有很大的一个资金流量，银行存款比较稳定，存款成本也比较低，维护成本也低。从资产端来看，因为是长期企业客户，银行对企业经营的情况就更加了解，给企业贷款也就更稳定。
为什么许多银行特别是小银行的资产不稳定，因为大多数客户都是靠“公关”换来的，没有企业的长期合作。由于与企业不是长期稳定的业务关系，摸不到企业的脾性，风险管理就表面化。企业一旦出现风吹草动，容易导致“抽贷”，对企业应对暂时性困难非常不利。
所以，客户结构的稳定性、基础客户群的稳定性和银行资产负债的稳定性是相挂钩的。
《红周刊》：关于银行的资产端，也就是贷款方面，您一直认为银行资金投向国企、城投、地产实际上是一种理性选择。随着去杠杆、破刚兑政策的推进，以及近来房地产领域个别风险的暴露，您会改变这一观点吗？
刘晓春：如我所讲，银行的经营始终是理性选择。当监管政策发生变化时，银行对客户的选择也会有所调整，对具体客户群体的风险评估也会变化。
不少人认为银行贷款贷给国有企业、政府融资平台，是银行不按经济规律办事，是所有制歧视。并且认为，银行将大量资金贷款给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是最大的风险。但银行恰恰是按经济规律办事的。二十多年来，我们银行资产负债表上，不少人认为这些风险最大的资产恰恰是银行的优良资产，他们认为风险小的恰恰是银行不良资产产生的领域。
如果说现在整个监管方式有所变化，说国家对国有企业、政府融资平台的政策有变化，也就是刚兑被打破了，银行自然就不会再把国有企业和政府融资平台当做是绝对安全的客户。那么关于国有企业贷款和政府融资平台贷款是安全资产的观点也会调整，但是本质未改变，即银行一定会理性的来选择贷款对象。
《红周刊》：目前可能会困扰一些上市银行管理层的一个问题是，截至2021年末，41家A股上市银行中将近90%市净率低于1，也就是“破净”。您怎么看待这种现象？
刘晓春：主要是这些年资本市场的部分投资逻辑在改变，对叙事性更重视，对现实经营相对轻视了。这种市场评估某种程度上是扭曲的。决定股市投资回报的因素，最终还是要看企业的持续经营能力，市场最终会纠偏。
目前我们看到的市场逻辑，一类投资者更多是提前预期了未来三到五年的价值并折现了这个价值，也就是获利走人，这类投资者很少考虑与这些企业长情陪伴到未来价值实现的那一天。正因为如此，一家成熟的银行增长是看得见的，未来想象空间不那么大，所以股价没有被短期炒高的机会，这类投资者对这些股票的需求也就不那么大。
作为银行经营者，心里要有定力，不要为了股价而经营。我觉得要把股东分成两类，一类是要长期陪伴银行发展的，这类股东更关注银行的基本面和分红回报；还有一类人不准备长期陪伴你的，银行管理层没有必要为这类投资人的短期目标负责。
《红周刊》：如果站在市场理性的角度看，是不是也可以说明市场对于某些上市银行的净资产质量有一定怀疑？
刘晓春：有这方面的因素，但要具体到某一家银行来讲，也是见仁见智。
和外资银行相比，我们金融市场还不够成熟，银行的决策体系还不够科学、扩张的冲动比较大。但从普遍性来讲，中国银行业现在盈利能力很强、创新能力很强、科技应用能力也很强，这都是优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