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 者丨李果

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比重，逐渐形成以其为主体的橄榄型社会结构，不仅是实现共同富裕目标的关键，也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重要指标。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将给城市消费带来新的增量，从需求端产生更大的消费活跃度。

日前，商务部已确定北京、上海、广州、重庆和天津率先展开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建设和培育工作，此外国内还有近20座城市在“十四五”或2035年目标中亦提出了相关建设任务。

在本报告中，21世纪经济研究院以2020年GDP十强城市：上海、北京、深圳、广州、重庆、苏州、成都、杭州、武汉和南京为样本，选择了2010年和2020年两个年份，对比十年间这些城市经济、人口、消费上的变化，以从居民收入角度，解析这些城市的消费活力。

居民收入分配格局仍需优化

随着中等收入群体的扩大，新的消费需求获得释放，这对于GDP十强城市的消费活跃度而言，将有明显的推动作用。

在研究中等收入群体规模之前，需要梳理影响收入增长的因素。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GDP总量、人口是其中关键。GDP越高的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越好，激发新增消费的潜力越强。

10年间，万亿GDP城市明显“扩围”——2010年，万亿GDP城市仅上海、北京和广州；2020年，万亿GDP城市达到23座。其中，北京和上海超3万亿，超2万亿的城市达到6座。

而GDP十强城市中，成都的GDP增速最快，10年累计增长了219%，重庆为210%，深圳和南京皆达到189%，增速相对较低的是上海和苏州，10年分别增长116%和119%。

推动GDP增长的因素来自多方面，除经济发展的自身动力外，通过行政区划调整而增加GDP规模亦是其中一个因素，成都在2016年代管简阳后，在GDP总量上实现对武汉的超越。

常住人口方面，以第六次和第七次人口普查的数据进行比较，10座城市中增长前三位的城市分别为深圳、成都和广州，其中深圳10年的常住人口增长了68%，年均增长达到5.35%。

人均GDP增速方面，2010年-2020年，重庆增速达到179%，为10座城市最高。南京、武汉分居2-3位，增速分别为148%和123%。

这表明，重庆正在迅速赶上与其他城市的差距。这也是高GDP增速与低人口增速的共同结果，即在重庆GDP增速列10城第2位的同时，人口增速仅高于上海，列10座城市第9位。

广州和深圳的增速相对较低，仅58%和70%。这与10年间两座城市的人口增长有关，如比较第六和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广州和深圳的常住人口分别增长了47%和70%，是10座城市中增速最快的城市。

从人均GDP总量看，2010年10座城市均在10万元以下，而2020年则有8座城市超过10万元，其中北京达到了16.4万元，目前仅成都和重庆低于10万元。

但人均GDP的增长仅能反映一个地区共同富裕的程度，GDP增长对于居民的收入提升带来的实质性影响，不能从这一数据中简单推算。

在部分城市的统计公报中未公布全市居民可支配收入的背景下，我们以“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乘以城市常住人口/GDP”的计算方法，衡量居民可支配总收入占GDP的比重。在GDP十强城市中，占比最高的是成都市，达到57.4%，最低的是武汉市，占比为39.8%，而对比2010年和2020年的占比数据，除重庆外，其他城市的占比皆有不同程度的提升，上升最快的广州市，提升幅度接近16个百分点。

世界平均标准是居民收入占GDP比重的平均值约在60%左右，我国的GDP十强城市均未高于这一标准。出现上述情况的因素，是否与抽样入户调查法导致的样本差异有关，目前学术界观点并不一致。但一个共同认识是，居民消费能力的提升是扩大内需的关键，是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基础指标，在未来如何通过收入分配改革、房地产调控等方式，提高居民收入，是地方政府需要进一步关注的问题。

提升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是关键

在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背景下，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中等收入群体扩大的最大基础人口来源将是城镇人口，其中包括已在城市落户的农村转移劳动力。

对比2010-2020年数据，在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方面，10座城市增速都超过100%，苏州增长最快，达到143%，武汉和上海分别为142%和140%，列2-3位。十个城市里，年均增速高于9%的城市有5座，分别是苏州、北京、杭州、上海和南京。

2011年，苏州出台《关于增加城乡居民收入，提高人民生活水平的实施意见》，明确要建立“收入较快增长机制”，从加快推进经济转型升级、大力拓宽居民增收渠道、加强企业职工工资分配指导等方面推进这一工作。

2017年，苏州又发布了《关于聚焦富民持续提高城乡居民收入水平的工作意见》，提出到“2020年城乡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比2010年翻一番，居民收入在地区生产总值中的比重逐步提高”的总体目标。

从这一指标看，苏州在2020年顺利实现了“收入翻番”的目标。此外，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苏州城镇居民的可支配收入提升，与地方经济的活力也关系密切，如在最新的“百强县”榜单中，苏州下辖的昆山、张家港、常熟、太仓上榜，其中昆山连续17年位居百强县榜首。

苏州经验表明，推动城市消费活跃度增长，其关键仍在于从更多元角度提升居民经济收入水平。

从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情况看，2010年这十座城市中仅4座城市高于3万元，分别是上海、深圳、广州和杭州。重庆的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仅1.75万元。但2020年，除成都和重庆外，其他城市均超过5万元，其中上海和苏州超7万元。

从这一数据看，西部地区仍是扩大中等收入群体规模的关键区域，从建设和培育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角度看，商务部将重庆纳入首批培育建设名单，亦考虑在中等收入群体增长的背景下，当地具备较大的消费提升潜力。

如何对我国的中等收入群体进行更科学的划分？如统计局使用的“五等分”分组法，即按照最低收入、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和高收入划分为五组，每组各占20%的人口。而中等偏下收入、中等收入、中等偏上收入被整体纳入“中等收入群体”。

以2020年的数据测算，低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7869元，中间偏下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16443元，中间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26249元，中间偏上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41172元，高收入组人均可支配收入80294元。

以这一标准来衡量上述10座城市，则除重庆外，其他9座城市的城镇居民收入均达到“中间偏上收入组”，最接近高收入组的城市是上海，与这一目标仅相差3857元。

但这一使用平均法的划分标准能否真正反映各个收入群体的真实人口占比，目前学术界仍有争论。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在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的背景下，以消费升级为目标，不仅要实现中等收入群体总规模的扩大，更需要提升中间收入组和中间偏上收入组的规模。

十强城市消费总规模持续提升

9月3日，在服贸会“跨国公司视角下的服务贸易便利化高峰论坛”上，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发布的《国际消费中心城市理论、政策与实践》报告显示，全球140个最大的消费城市人口占全球13%，却贡献了超过33%全球消费市场份额、超过36%的GDP。

GDP十强城市，也多为国内消费最具活力的城市。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是衡量城市消费活力的重要指标，对比2010年-2020年数据，我们发现，累计增长最快的是重庆市，达到310%，明显高于其他9座城市。成都列第2位，增速为236%，南京和苏州也分别达到229%和220%。

从总量看，有三座城市2020年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超1万亿元，分别为北京、上海和重庆。在21世纪经济研究院发布的《2021年国际消费中心城市评价报告》中，北京、上海也分别列总排名的第1 和第2位，显示出极强的消费活跃度和消费供给、需求能力。

可预计的是，在2021年-2022年左右，广州和深圳也有望成为另外两座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破万亿的城市。

在中等收入群体不断增长的背景下，其所激发的消费动力将直接推动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这体现于上述10座城市的经济数据中，则是近年来反复提及的“消费升级”趋势显现。但这一趋势将受本地区的物价、房价等因素影响，因此在推动当地居民收入提升的同时，地方政府仍需要研究对消费产生抑制的因素，如合理的房价调控，是推动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增长的一个重要手段。

从统计方式看，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源于本地居民的贡献，也包括部分旅游收入。如游客在餐饮、住宿上的消费。在未受疫情影响的2019年，重庆游客总人数达到6.57亿人次，这也间接推动了当地社会消费品零售总额的增长。这也表明，提供更多的消费场景，是推动地方消费活跃度的另一个有效举措。

总体而言，21世纪经济研究院认为，GDP越高的地区，实现共同富裕的基础越好，激发新增消费的潜力越强。而在人口向大城市集中的背景下，城镇居民构成了中等收入群体的主力，其收入水平是衡量一座城市消费实力的关键指标。在未来，相关城市应该进一步对本地区中等收入群体的结构进行分析和研究，通过推动中等收入群体，尤其是中等偏上群体扩围，激发城市消费活力，为建设国际消费中心城市提供更多的动力源泉。